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书本网【漪箩】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另眼看林彪》作者：佚名. 文案：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泽东像，甚至印有毛泽东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淼禄澄薰亍?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九大”政治报告风波/王年一 有一个奇怪的情况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从批判林彪以来，被宣称为林彪、陈伯达重大“罪行”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从来没有公布过。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四人帮”把持媒体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没有公布，在“四人帮”倒台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继续批判中也还是没有公布，但却始终都把此事作为林彪、陈伯达的重要罪行而不停地宣传。《“571工程”纪要》那样尖刻地批判了、侮辱了毛泽东，毛泽东为了搞臭林彪而硬着头皮批准下发，何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不能公布？是因为它的力量远甚于《“571工程”纪要》吧？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立物，不仅不能用来搞臭林、陈，反而会搞香林、陈，所以不能公布吧？只是在1973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批判它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了它的一点点内容。报告中说：“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请注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路线吗？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高潮中竟能写出那样的报告，岂不是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的吗？ 林彪在陈伯达起草这个报告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是不是他“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在当年周恩来的报告中就没有拿出确凿证据。至今也很少看到有这方面的材料。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此外，当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王保春的回忆也提供了新的材料：“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陈伯达还对两位秘书说，不管“上海那两个”（指张、姚），“他们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要自己写，并讲了他对起草九大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就是说，经过了一场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产上的大跃进。” 以上两种说法略有出入，一个说陈伯达“天天往毛家湾跑”，一个则只说陈伯达拟好提纲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又回来修改。不过，从这些文字看，林彪应是支持和赞同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的。虽然说“林彪就不多过问了”，陈伯达毕竟还是“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才回来修改的。 在林彪办公室（简称“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中，却又有另外的说法。林彪在准备“九大”报告时告诉秘书：“我向来不习惯念别人写的现成稿子，而只愿意自己顺口讲。因此，我想搞个平行作业，既准备一个正式发表用的稿子，又准备一个讲话用的条子。”并且说明：“我这次做口头讲话，还是用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林彪所说的“十二中全会讲话的那六个题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办。若从这六个题目看，林彪对“九大”报告的设想与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的主题就大不一样了。此外，当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在中央文革遭到否决，并且毛泽东已经决定改由康生牵头，张、姚执笔重新起草后，陈伯达还不甘心，又托叶群劝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报告稿，叶群向“林办”秘书们吩咐：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时，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又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这又说明，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清楚。 目前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中还难以确证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报告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种态度，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十分反感。 据张云生回忆：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报告“根本不感兴趣”，“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只注意毛泽东的批示和修改。3月底，周恩来把经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的政治报告稿批送林彪审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呈主席审批。”急得周恩来无可奈何。在“九大”宣读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前，林彪未看过一遍。汪东兴说：“由于林彪对‘九大’的政治报告改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满，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林彪甚至还对叶群说：“多念错一点才好。”林彪对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张、姚起草的报告的厌恶之情，可见一斑。 即使按照周恩来当年在“十大”报告中所指责的：林彪和陈伯达“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也不能说林彪、陈伯达就是在有意与毛泽东“对着干”。1967年8月16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而且多次有这一类表示。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毛泽东既有此表示，1969年的“九大”政治报告当然就应该着重讲经济建设。林彪虽然是一介武夫，一个元帅，但以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对毛泽东上述说法的理解，当然是应该从“大破”转入“大立”的阶段了。陈伯达更有研究经济和生产的热情。从《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的附录《陈伯达1922至1970年著作目录》来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的题目有很长一串，其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他很早就提倡发展电子工业，曾为此上书毛泽东出谋献策。结果在“批陈整风”中竟被当成了“反革命罪行”，《人民日报》1971年8月12日发表了《‘电子中心论’批判》狠批陈伯达。今天回顾那段历史，真叫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当年认定毛泽东与林、陈之间的分歧是“两条路线斗争”。今天我们自然不应再按照“文化大革命”的习惯思维去“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论证林、陈与毛泽东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由于林、陈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他们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局限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像后人一样的认识，也很难产生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另一条“正确路线”。不过，从目前已经公开的材料，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无论是林彪还是陈伯达，都未能像张春桥那样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在思想上善于理解，在行动上积极保持一致，正因此，他们就难于继续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正因此，他们就跟此前一茬茬倒下的老革命家们一样，也从革命的“动力”迅速变成了革命的“绊脚石”。 林彪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略上的贡献主要有：1、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实践证明是正确的。2、在1946年8月份的东北局会议上，林总对于局势的发展更一个明确的判断。东北战局的发展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敌人进攻，我们运动防御并主动撤出一些地区，这是第一阶段；敌人占领了城市，进攻迟缓下来，我们则在运动中伺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开始局部反攻，这是第二阶段；我们发动全面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剩余敌人孤立在几个点和线上，最后加以消灭，这是第三阶段。事实证明，东北战争形势的发展完全符合于林彪的估计。在林彪正确战略的指导下，东北形势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并率先夺取胜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3、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实践证明是有战略眼光的！4、在1948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1948年7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沈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是林彪战略的胜利！与粟裕力谏毛泽东“华野一兵团暂缓渡江”性质上相当。毛泽东要林彪春天南下是错误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也认识到“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说明毛泽东比现在一些人懂打仗！5、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也是有战略眼光的！6、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实践证明其是正确的。打仗就应该抓重要矛盾，只要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就抓住了战争胜负关键。而不能面面具到因小失大。实践证明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因为歼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些暂时逃跑的少量敌人最后基本主动投降了，也没有因为他们的逃跑而影响战争的进程！说明林彪是非常有战略眼光的！ “杨余傅”事件以后，总参谋长空缺，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开会讨论，林彪提议说：不行就先让黄永胜代理一段？毛泽东夹袋人物当时有这几个：刘震、曹里怀、皮定钧、杨得志，其中，毛比较倾向于皮定钧，但是，皮定钧资历浅，所以，毛泽东就提了前三位，林彪说：“刘、曹都是空军的人，另外，也不全面。”康生不同意提杨得志，他说华北尽是出叛徒，薄一波、李立三（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罗瑞卿、杨成武都是华北的，华北烂了。林彪马上接过来说：“也不一定，郑维山、李雪峰就不错。(这句话后来导致这两个人被错误的定性为林彪集团分子）”最后，毛泽东就说：“皮定钧行不行？”林彪不说话，周恩来始终不发言，毛泽东就说：那就让黄永胜干吧。林彪表态：让他代理一段。毛泽东说：“你觉得行，就不用代理，直接干吧。”于是，黄永胜出任总长。会后，毛泽东让康生了解一下黄永胜的历史，几天后，毛泽东又不让康生管了，其实是改让谢富治去办。 黄永胜上任后，有一次，毛泽东突然对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说：“听说黄永胜的生活作风不太好？”林彪一向在毛的面前很谨慎，不多说话，唯独这次，显得很激动：“用这种东西搞臭人是流氓的做法！我看是詹才芳搞得鬼，要不就是韩先楚。”毛泽东说：“未雨绸缪也是必须的，像萧华我们就发现晚了，不可救要了。”（按：萧华因为强奸国防科工委女干部，被聂荣臻告发，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文革后，被叶剑英保出来，出任兰州军区第一政委）最后，毛泽东就是强调了一下干部要洁身自好等等，便散会了。林彪先出去的。 毛泽东在处理罗瑞卿以后，一直不主张再设立军委秘书长，他说：“秘书长是个怪物，秘书带个长、放屁真是响！黄克诚、罗瑞卿都没有干好，以后，军委不要设了，国务院留一个。”于是，没过多久，林彪提议设立军委办事组，说是军委办公会议名存实亡，要有一个机构处理日常事务，按照主席的意思不设秘书长、不搞秘书处，就叫办事组好了。毛泽东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提议杨成武兼任办事组组长，杨成武垮了以后，林彪提议黄永胜出任办事组组长，毛泽东也不反对，还说了一句：永胜、永胜，永远胜利。此后，吴叶李邱先后都进了办事组。毛泽东知道以后，开始没说什么，1970年4月，毛泽东说：“搞成清一色，不好，要团结大多数。”实际上，从一开始，毛泽东根本不同意让黄永胜来做总长，林彪不是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他说过：“我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到底是个什么角色。”这个插曲没有完。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这件事被重新提了出来，并被视作林彪“篡军”的一大罪证。 客观的说，林彪把黄吴叶李邱统统的塞进办事组，已经是自找苦吃的开端。 （2）叶群进入政治局事件。 九大在1969年4月开幕，此前，确定周恩来为大会主席团秘书长，江青听说叶群要进政治局，就找到周恩来，问：“她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总理你是知道的，我47年就和你在主席的领导下并肩作战了，叶群呢？她要进，我就退出。”周恩来把此事汇报给毛泽东，毛给江青写了八个字：“大局当前、团结为主。”（不知为何不是大敌当前）江青就不说话了。 林彪找过毛泽东说：叶群还是退出来好些。毛泽东说：叶群在批判罗瑞卿、杨成武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同志们都提议她。毛始终没有说特别肯定的话，林彪也没有坚持，叶群知道后，在林彪面前大闹一场，林彪再也没有向毛泽东提出来这件事。 吴法宪晚年回忆这件事时就说了一句话：“两个娘们坏了事，所以，女人不能搞政治。”李作鹏死前有一个简单的关于自己在1960年以后的活动的说明，已经由解放军出版社内部出版，上面就说：叶群进政治局的事，他和邱会作、吴法宪都不同意，林立果也反对，林立果说‘主任（叶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要把首长给毁了’但是，黄永胜赞成，吴法宪当着叶群的面也不敢说，我有一次和林彪说起来，林彪没说话，最后告诉我:以后，这事不要提了。所以，以后我们谁也不敢劝他了。 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古来如此，林彪在这件事上已经被毛泽东、江青视作有了个人野心. （一）昧了良心 林彪１９５９年后主持军队工作，宣传的是这样一些东西：军事技术、战术并不太重要，打胜仗靠的是人的勇敢、不怕死。黄继光训练时学过堵枪眼吗？董存瑞学过举炸药包吗？都没有，只要不怕死，到时候就用上了。过去有句老话“艺高人胆大”，我们说，不对，是“胆大人艺高”。这个胆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仅凭记忆，非原话）。这些话猛一看似乎有点道理，而且富于煽动性。但这只是十分道理中的一分。另外九分是：在战场上跟敌人比什么？就是比谁的技术精。平时训练多流汗，战时就少流血。技、战术的最高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即使消灭不了敌人，也要保存自己（当然，打仗没有不死人的，为全局的胜利，到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含糊。但林彪这里讲的不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是技、战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我说这一面占九分，因为它是基本面。针对贪生怕死的人，说说“上战场，枪一响，老子就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当然也未尝不可，但决不能把一分与九分的关系颠倒过来。林彪是行家，又是爱兵如子的模范，讲出这种话，是昧著良心的。为什么？为了反彭德怀，反罗瑞卿，可能还有郭兴福或更多人。历史证明，一个也没反好，演砸了。就算那些人都不对，一个军事家，为了政治目的而违背军事常识讲那么偏颇的话，也不可取。把自己的看家本钱，胡乱扔出去了。 （二）精神万能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即“三八作风”，无大错误。但是，“在各项工作中，人的工作第一；在人的工作中，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活的思想第一”，“想办法用精神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有问题。它过於贬低了物质因素、实际条件。战士不安心服役，有思想政治原因，也有家庭生活困难、未婚妻变心甚至水土不服等等原因，有的，只能用物质的方法解决。“四个第一”很快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说“这是个创造”。而它在实际工作中执行结果是越搞越偏，推广到地方工作中，把经济、业务、技术、科学、艺术全冲乱了。在政治与业务、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诸对关系中，夸大前者、贬低后者到了荒唐的地步，有人把林的一套归结为“精神万能论”，没冤枉他。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形势极度“左”倾，离开唯物论十万八千公里，同“军队经验”有直接关系，再追根子，就是毛、林。 （三）动机险恶 以上两点，林彪的动机何在？忠於毛主席，替毛扫除政敌。干这活儿，康生有动机没灵气；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受唯物主义束缚讲不出那套歪理；江青、张春桥心有余而力不足；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是“革命对象”，更不用说了。要揣摩毛泽东的唯心论，又有所创造，非林彪不可。说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从来没有过这么回事，毛泽东自知心虚，勾掉了三次；这三个副词用于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倒真的很贴切。１９５９年这一案，如愿搬倒了彭德怀，黄、张、周、李锐陪绑，全国打了多少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天理何在！更可痛恨痛惜的，“纠偏”变成反右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刹不了车，反而继续往斜里走，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八年抗战才死多少人！从现有材料看，主持一线工作的几位（即前面说的“革命对象”），知道毛泽东不好惹，准备庐山上纠偏，把路线正过来，不追究个人责任也就完了，况且头脑发热大家都有份；谁料杀出一位国防部长来搅了局，他们对彭德怀可能有埋怨情绪，属於常理。林彪则不是这种心态，竟然在会上说出“里通外国”，他的心是怎么长的！把最起码的人格胡乱扔了出去。这种无耻政客的出现，当然是毛泽东毒化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结果，同时也是林彪个人的权力欲恶性膨胀的表演，是全军的奇耻大辱。下山后，康生对彭黄等人作出“革命的同路人”的理论概括，同林彪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在毛泽东心里赢得了不少分数。至於林彪的那位“小同乡”相炳说什么林因抗美援朝对毛泽东、彭德怀不满，１９５９年终於找到机会来反攻倒算，纯是无知妄议。饿死的几千万就不是中华儿女吗？这样就能解消我军牺牲几十万人的旧恨了？抗美援朝的决策人是毛泽东，庐山会议的大赢家是毛泽东，而打倒那么多忠臣良将竟是为了中华民族？ （四）文革积极 中年以上的人都公认，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是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相对稳定、充实的日子，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显得端正、向上。而这，正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周、陈、邓、彭真等人精心打理的结果。这两年，也正是毛躲在深宅大院里憋坏主意的时候。到１９６５年底、６６年初，厚道人的厄运就开始了。江青、姚文元、戚本禹像是驯好了的恶狗，一条条放出来咬人了。批《北国江南》、《不夜城》、《逆风千里》、《早春二月》、《海瑞罢官》等“毒草”，只是序幕，而这些恶狗加在一起，份量不见得比得上林彪的《５．１８讲话》。林一介武夫，似乎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不甘人后，生怕被人抢了头功，於是一方面在《再版前言》里把毛泽东捧上云霄，另一方面对刘少奇、贺龙、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下毒手，把出生入死４０年的老战友狠心卖了出去。如果说我猜错了林彪，人家自有良苦用心，那么谁能回避这个事实：１９５９年批彭德怀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彭的位置；１９６６年批刘少奇跳得最高的人得到了刘的位置。彻底否定文革而不否定毛、林（建国后），神仙也做不到。谁能回答：元帅、大将２０位，积极参与文革的，为什么只有一个林彪？我看，肯于昧良心的，到什么时候也是少数。林彪说：“文革的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最大”，用来盘点他个人的得失倒很精确，但是这句话，刘邓陶、贺龙、陈毅、彭罗陆杨、杨余傅，邓拓、吴晗、廖沫沙、张霖之、田家英、老舍、邓稼先及其家人认可吗？亿万平民百姓认可吗？ （五）决裂 九届二中全会时，周是一匹驯顺的老马，邓是死老虎，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是明显的大龙套。此时，“左”派中分赃不均，反目成仇，符合“斗争哲学”的发展规律。林彪、江青本来就不是一夥，分道扬镳只是迟早的事儿。而这一天终於到来时，毛主席还是选择了自家的女人。此时，林彪“打不赢就走”，把生于兹长于兹、以鲜血保卫过的乡土胡乱扔了。但连最崇拜林彪的相炳也说不出林飞到外蒙或苏联准备干什么？不会是撞克里姆林宫吧？就因为外蒙是中国领土就飞过去跟泽登巴尔算帐？这是个谜。我也认为飞机是打下来的，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当时的思维方式：“既然是往北飞，无论是投奔蒙修还是苏修，都将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至於相炳为毛泽东、周恩来设计的假扮加油人趁黑装炸弹，我看尽管离奇了点儿，还真不能排除，但这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了。林彪的结局，周总理当然乐观其成，江青一夥也欣然接受，最郁闷的是毛泽东。二中全会党的一二把手“闹崩”，导火索当然不会是什么“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那么究竟是什么？现有材料无可考，也不太重要吧！另，在相炳文章中占重要位置的“汗血马”，我在电视的动物知识里看到了，那实际是马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个马的种类，古人知识不够，弄错了，讹传至今。林彪条幅上的“天马”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相炳考证的天马即汗血马、亦即林彪北飞的理由，只能当故事欣赏。 （六）私德 不少人提到了林家的家风。林立衡、林立果都是好孩子，这是合乎情理的，据我所知，李敏、李讷也都极本分。从王海蓉与毛泽东的对话看，王不仅行动循规蹈矩，连思想也较呆板，像个听话的班干部。这样的高干家庭，能举出几十家。林彪的一段话可能还真是他的本意：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但这说明的仅仅是林彪的“私德”，里面少不得还包括著他简朴、俭点、好学、体恤下属等等。以这个标准考察，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张春桥、陈锡联、马天水等一大批人都无大毛病。但他们最终都成了独夫民贼。毛泽东也不例外。恰巧倒是林彪另一句话说得对：大节好、小节也好，固然好，但这样的人不多；大节不好，小节不论好不好，都不能用；大节好，小节不好的是多数，还可以用（大意）。后来被人归结为“小节无害论”，此五字有些绝对，林彪原话无大错误。可惜彭德怀的小节好，反而成了罪状，被人诬为“伪君子”，世道邪恶，好人也做不成！总之，手握重权，掌管国计民生的人，我主张首先看他制定的治国方略如何，是利民还是害民，然后才是严格要求自己、家教有方、不近女色之类。 （七）造神 “小红书”是林彪发明的，三忠於四无限是从解放军兴起来的，“顶峰论”是林吹出来的，伟大领袖、统帅、导师、舵手是他概括的，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是林编的，“共诛之共讨之”是林发明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他的杰作。现在看，说他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一点儿也没说错。他的挖空心思、恬不知耻、花样翻新、肉酸肉麻、装傻充愣，四人帮康生谢富治柯庆施加在一起都无法企及。历史上的谗臣佞人也不少，但几时见过真把皇上造成神，让人一提毛主席就泪流满面、把像章往肉里别的！杨成武说了个“大树特树”（当然也不对）就被毛泽东抓住狠整，要一视同仁的话，林彪够枪毙十回！不错，中国是巨大的封建酱缸、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有造神的条件，但这丝毫减轻不了林彪的责任。这是正常的推理结论，如果有人也挖空心思，替林想出辩解的说词，那需要极为特殊、极为确凿的证据来洗刷人们对他的误解。四十年代刘少奇发明出“毛泽东思想”五个字，最后不得善终，有人说刘拍马屁没拍好自寻死路。但四十年代及之前，毛泽东有功，刘这样概括确有其根据，不能算无原则吹捧。遍观刘一生，功劳不大，苦劳不小，党性不弱。与林彪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连刘少奇也算成拍马屁，那么请重温林彪的话：中国是个大国，有七亿人口，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正确的思想、革命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主席是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围著主席转。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马屁拍得“语不惊人死不休”者，林彪可谓千古第一人！把国人最珍视的脸皮胡乱扔了。不闹文革，不换接班人，中国会少走许多弯路。 （八）党内斗争 中共成立８２年了，内忧外患，想一想都叫人愁煞苦煞闷煞！但长时期当中它形成了一整套处理内部分歧的原则，不能不承认这些都是财富，有些用于社会上的普通机构里也管用。比如：错了就检讨，改了就是好同志；多换思想少换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不要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发现问题及时提出，不要等问题成堆时才开会；对同志不能搞突然袭击；批评要和风细雨而不要狂风暴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允许申诉、辩解甚至争辩；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遇事多作自我批评；少数服从多数；要群言堂而不要一言堂；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乃至争论是正常的，一时统一不了不急于下结论，留待历史作结论；对待党内斗争，不允许使用专政工具；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等等。还能举出一大本书来。这都是正面的。近年来有人将之归纳为“党文化”，但在他们眼里，这三个字不简单等同于正确。因为“党文化”还意味著不透明，层层保密，党高于政、政高于民，党是永远的唯一的执政者，维护党的利益一般来说含有宁可牺牲党外利益的潜台词，等等。这是题外话。 要问的是，林彪如何对待党内斗争？上面列举的正确原则，他执行了几条？他治军时提倡过谈心，请问他面对党内上层的不同意见谈过心吗？他想过维护团结、化解矛盾、一致对外吗？把４０年政治生活积淀下来的党性原则胡乱扔了。他常年在毛家湾养病，１９５９年难得出山一次，是为党内斗争，得了手；１９６６年又是一次。《５．１８讲话》中杀气腾腾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有那么一批王八蛋想夺权”，连毛泽东那样心狠手辣之人都说听了总觉得不安。文革爆发，党内、社会上、犄角旮旯无一幸免，杀得天昏地暗，头破血流。肆意践踏了处理党内分歧的多项正确原则，毛泽东当然要负主要负责，而林彪在有些方面的“创意”大大超乎常人，取得了令毛喜出望外的战果。与此同期，周总理费尽心血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党外的老朋友，人证物证俱在。有人说周虚伪、刁买人心，我至今没见过支持这种说法的任何证据。将二人比较一下，我倒想请维护林彪的人们也举出这位位极人臣的副统帅保护过一位老同志的案例，哪怕是出於“虚伪”呢！相炳说林彪对彭德怀用的是高级战略，但愿这话只是出於相炳的无知；如果超出善良人的愿望，林彪真的把对敌作战的一整套谋略、计策用到了党内斗争上，他成什么人了？有这么夸林彪的吗！细审文革史，毒化党内政治生活空气，歹人耀武扬威，老实人受尽摧残直至死于非命，林彪的责任不在康生江青之下。只不过林死时毛主泽东、江青都在世，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批林；毛泽东死后集中批四人帮，军内机密比党内机密等级还高，林彪的一套也就没怎么批判。而要动真格的评价林彪，那些受害者又怎么肯放过这级别最高的打手呢！ （九）国际 林彪在国际问题上有多少见解，暂无考证。可以相信相炳称抗美援朝前夕林去莫斯科要空军未果，对斯大林恼恨至极都是真的，相炳显然也看了大量材料。但由此就一直推导出林彪对苏的终身仇恨，并迁怒于毛泽东和彭老总，还以此解释林彪建国后的一切行为，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事实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矛盾渊源可以上溯到井冈山时期，那时的林彪能知道世界上有个人名叫斯大林就算不错了。长征、延安整风（整王明的教条主义正是整王背后的苏联）、解放战争渡不渡江更是连小孩子都明白斯毛的分歧了。建国初毛泽东访苏遭冷遇，结怨进一步加深。中苏关系从热到冷，从僵到崩直至刀兵相见，毛泽东始终是冲锋在前的第一人。再看林彪，四十年代养病在苏联；１９６６年１月苏共召开２３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时，毛泽东反对派人前去，党内主张应邀出席的人中也有林彪。找不出他比毛更恨苏联人的任何证据。相炳说林彪１９５９年陷害彭老总“里通外国”是为了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此说不值一驳。真从世界大格局上看，有两大阵营存在，苏美对峙，中国的外交空间说不定更大些；中苏翻脸，阵营崩溃，苏联解体，美国独霸全球，就符合中国利益了？当然，能否维持住阵营，影响的因素很多，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据说中国社科院搞过一份材料检讨中苏关系史，认为中方责任大一些，但被李铁映压下来不往上报。这又是题外话。 顺便提一句，过去在谈到被压迫民族反对外来奴役，争取民族独立时，我们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有进步意义；而目前国际国内提到“民族主义”概念，一般用作贬义，相当于“狭隘民族主义”，即排外、极端、反融合、反包容等意思。正面概念应使用“爱国主义”一词。林彪说过“我至死都是民族主义者”，有那时的情况，不能单凭这个概念批判他。但今天写文章还不懂这个常识，那就太外行了。 （十）经济建设 林彪作为职业军人，不过问经济本无可非议。但那个年代把政治、革命、备战、打仗吹得震天价响，抹杀经济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作用，政治把业务、生产、技术、知识、专业、学术冲击的一塌糊涂、一文不值，形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民主与法制的地位。六十年代中期彭真等人为抵消“左”倾空头政治的影响，提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口号，立即遭到主流舆论的迎头痛击。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从穿戴到语言，从行为到思维，越像军人就越革命。文革到来时，无论党的主席还是国家行政首脑，直到上层摇笔杆儿的幕僚，每人一身“国防绿”，成了十足的闹剧。与此同时，就是贬低地方工作和地方干部，放纵军队干部，作出大量外行、愚昧、野蛮、霸道的行径，林彪的责任比其他人更直接，更大吧！他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那经济建设呢？物质基础呢？人民生活呢？科学技术呢？综合国力薄弱，人民生活长期贫困，怎么巩固政权？在林彪眼里，政权是控制人民的工具，用枪杆子控制人民的行为；而用舆论控制人民的思想。控制得住，政权就在手，相反，就被别人控制。至於“为人民服务”、“人民子弟兵”、“还权于民”都是幌子。这个弯子，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人的头脑里，难于转过来，职业军人更难，战功卓著的人，难上加难！深圳市委书记于幼军当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时还在宣传“两杆子”理论，林彪影响之深，责任之大，能低估吗！当然，放在文革的环境里看，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说法，这句话的问题不像前九个那样明显。早十年要指出其谬误和危害，真得有点水平。此处就不详述了。 （十一）接班人 有文章在为林彪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辩护时，提到林彪在当年８月的十一中全会只是被选为第二把手，并不等於接班人，还说他一直推辞这个位子，即使接班人写入党章也可以变嘛！总之是说林彪既无私欲更无野心。但我只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就是事实（吴江语）。１９５６年八大，“内定”接班人顺序为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林彪作为八大副主席中的第五位，当然清楚这个安排。他平静地接受了。紧跟著出现的几件事，令全党全国目瞪口呆。一是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不满意，要推翻；二是毛泽东同秀才们下了极大功夫搞出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毛作了要害性的修改，在国内阶级矛盾的估量上可以说完全推翻了；三是反右运动。在全党拥有最高权力的党代会，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他一个人股掌中的玩物。核心圈都接受了这个现实，但各个成员的心态不可能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恐怕多数人会认为毛泽东棋高一招，这些人受著他们文化水平和执政经验的限制；有些人即使看出有问题，但他们自己肯定提不出一套更能统一全党意志的纲领来；而少数绝顶聪明的成员，领悟出了更深的内容：什么党规党法，什么民主共和，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党全国在一个晚上就可以改变面貌（数年后林彪的语言），就可以改变一切！於是他一方面窥测毛泽东的政敌，准备出击；另一方面苦心研究毛泽东思考问题的内在逻辑和独特规律。果然，只等了两年机会就来了。别人批彭德怀，回避“三面红旗”这个要害，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向毛泽东交差；而林彪上纲到“里通外国”的高度，可谓出手不凡。谁都知道外交场合即使懂外语也不准讲，只能通过翻译，彭老总怎么可能在赫鲁晓夫那儿得到什么承诺呢？但“反党集团”的罪名就这么定了。而且，批彭批得最不讲理的人，拿走了彭的权力。林彪既初战告捷，又印证了一个心得：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其他什么都是假的！ 接下来的六年，是林彪经营军队，反彭德怀、罗瑞卿之道而行创造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一整套经验的六年，是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并积极向全国渗透的六年，是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全国形势跟著军队迅速“左”转的六年。所有的英雄模范：雷锋、王杰、欧阳海、刘英俊、蔡永祥、门合、朱伯儒、孙玉国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而成为英雄的唯一途径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羡慕、向往、效仿解放军最为热血沸腾的，是青少年。在这个大背景下，如果毛泽东亲自站出来振臂一呼，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必定荡然无存。１９６６年的民族惨剧就是这样依照其自身逻辑展开的。每一个过来人难道不是记忆犹新，难道能找出更合理更真实的解释吗？漫说毛泽东决心闹文革需要这些铺垫，就算不闹文革，个人崇拜的气候之高涨也足令毛泽东心花怒放，因而对林彪已不仅仅是赏识了。说林彪《５．１８讲话》之前毛泽东已几次讲过同样的意思，因而错误在毛不在林，其实，这篇讲话正是林彪悉心揣摩毛泽东心理又淋漓尽致发挥的一个标本。你说阶级斗争，我就说敌人天天在磨刀；你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就把“王八蛋”这种词汇也搬到政治局的会议里来。林彪总能让人感到：在核心圈里，善於领会毛泽东思想者，无出其右。再看深一层：这位最年轻的元帅再聪慧，要讲出那番话，也需要下大工夫，要挖大心思的。这个表现，像是澹泊名利、躲避权力的心态吗？理解为：不发言则已，发言则语惊四座；不出战则已，战则必胜，不是更合乎实际吗？ 林彪看了林立果在空军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讲用报告》后兴奋不已，连称：“不仅语言像我的，思想也像我的。”足见这员战将对摹仿以及仿得像不像，是何等的关心，功夫又是何等之深！在那种气候和林彪的那种表现下，他跃升为二把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以他的“才能”和年龄，二把手不理解为接班人倒成怪事了！开九大写入党章，不过是履行个手续而已。然而短短两年内，两任钦点接班人接踵惨死，毛泽东自己演砸了。成群的元帅、大将竟无人可用，拔出个上将陈锡联执掌兵权，仅仅因为这位“陈三两”愿意卖身给毛泽东的侄子和老婆，人民军队的威信从巅峰跌至谷底。每一名愿意正视事实的军人，都不能不归罪于林彪这位短命奇才。林彪死后，陈毅高呼“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我心大快！”只要是对陈老总稍有了解的人，绝不会把此言看成两个元帅之间的嫉妒之心！ （十二）林彪之研究 此课题一直是个空白。我也不信“飞机坠毁”说。但因事关“军事机密”，所以材料太少，确实难以深入探讨。《５７１工程纪要》出自谁人？其中有无林彪平时谈话流露出的内容？我看有些话很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干部去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他（指毛主席）整人的哲学就是既得罪就得罪到底”，“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阶下囚”，“连他的秘书也被整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凡事‘左’三分”，“不要干扰别人的决心”，是对艰难世道的愤慨；“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整个中国正在变成一架巨大的绞肉机”，“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这些话当时听著就很解气，产生极大的共鸣，所以我多年不忘；“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形势正朝著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的方向发展，因此要加快实施五七一工程”，“空军机动性大，是搞五七一的理想力量”，这话当年令人胆寒，今天依然如龙泉夜鸣，撼人魂魄！ 要说明的是：拿《五七一工程纪要》为林彪摆功，是徒劳的。因为这是他的一夥同毛泽东决裂后才搜罗的毛的罪状，较真儿说，那些罪状本身，林彪都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再有，“谋害”一说究竟有几分可信？用小型飞机轰炸毛泽东的专列，战斗英雄鲁珉不敢干，用盐水弄红眼睛装病，有这些事吗？那么多人帮著“林彪专案组”作假？林彪笔记本里录的《三国演义》中的小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什么意思？陈伯达给叶群题词：“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什么意思？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天，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回到办公室，大声叫喊“翻船了，倒大酶了！都是他妈主任（指叶群）搞的！”又是什么意思？当年上了中央文件的这些材料是真的吗？ 总有一天，“１９４９－１９７１年的林彪”这个科研空白会有人填补。苏联的国家档案不是也在陆续解密吗。从抗美援朝到“九一三”这段时期的内部工作人员也没死光嘛！总有一天这段历史公案会真相大白的！ 谈谈庐山会议 关于庐山会议，前面孟令伟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字字珠玑，很精彩。但兄弟想呢，除了制度上、体制上、文化上去分析以外，具体到每一件事还是有个对错、具体经过和具体责任的问题。我们宣传一个人时，往往把一大堆看起来富丽堂皇、云山雾罩的大帽子往他上面扣，什么什么家啊，什么忠诚的什么战士啊，什么把一生奉献给了什么啊，什么坚决地和什么斗争啊，总之皇帝的新衣穿了一件又一件，这个抽象来看，大家不可能有什么意见，中国一向如此，地位高、品德就高，谁最有权，谁就最高尚，大家也能认同。但是落实到具体每件事来看，就不对劲了，凡事总还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你头上有一大堆桂冠，就可以把明明是错的事也变成对的了。而且从这些事情上也可看出一些人的性格和他们真实的一面。比如前段时间，听一朋友讲了这么一件事，八十年代时，有一次叶剑英过生日，花了三十万元，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三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个普通职工全年的工资收入，也就五六百元，也就是说咱们叶帅过这次生日，花的费用就相当于几百个职工全年的收入。这个费用怎么处理呢，说起来也奇怪，不知为什么不是总后埋单，而是到了财政部，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劲夫，张部长就说不行，这个不能国家埋单，于是就僵在那里了。最后据说大概是中办给处理了。后来张劲夫调离了财政部，只是不知和这事有没有联系。叶剑英头上当然也戴着不少桂冠，名声和地位高过张劲夫不少，但从这件事来看，明显是他不对，而张劲夫是对的。当然有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可能会说，叶帅为党和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他的生日是全国人民和全国解放军指战员共同的节日，才花这么点钱，算什么，比起慈禧老佛爷，简直太节约了。叶剑英做了多大的贡献，大家各有看法，只是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叶剑英是个军阀的话，没人说什么，像张宗昌那样三不知，兵不知道有多少、老婆不知道有多少、钱不知道有多少，反正本来就是个军阀，他自己也没说自己高尚，你也不能硬要求他高尚。可是既然号称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什么什么家，这就明显不符合了。而且这个事，叶剑英也不可能不知道吧。兄弟的意思并不是说叶剑英怎么怎么不好，只是无论是谁，具体每件事都还有个对错是非，不能因为你地位高，就什么都对。同样，具体到历史事件上，也还是有个对错和责任问题，不能因为谁最后掌权了，谁就长的最漂亮，什么责任也没有，该是谁的责任，就别想跑，别想把责任都推到倒楣的人身上去。 庐山会议本身大家都没有争论了，基本上都认为彭总是对的，会议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会议的过程也很不正常，不是就事论事，讨论国民经济，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建设。而是七绞八缠，各种矛盾都纠缠在一起，搞成了一锅粥。这次会议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无论是对当时的经济，还是对今后的政治，都产生了很严重的不良后果。但具体到责任问题就语焉不详了，总是含含混混，反正除了林总以外，大家都是好人，顶多说两句是老毛晚年的错误，再抽象地往体制、制度上一推。其实庐山会议很不简单，对清楚认识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一些什么什么家的真实嘴脸，探讨以后悲剧的原因很有帮助。 现在，关于庐山会议比较有权威的说法是老毛的前任秘书李锐，因为他地位特殊，是现存不多的亲身经历的人之一。他也写了不少应该是真实的东西，只是他也脱不了为尊者讳的陋习，得出的结论就有些牵强了，比如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就纯粹是瞎扯了，林总确实是中途上山，话确实是不多，但李锐怎么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林总的话很厉害，最后给彭总定了性。听起来，好象最后是由林总上山，一锤定音，打倒了彭总。似乎老毛要打彭总，旁边一大帮好人在劝架，说算了、算了，老毛你别打了，彭总你让一让，而最后林总跑上来，大打出手，三下五除二，把彭总收拾了。这是跳跃性、非理性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结论，理由和结论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李锐大概也八十七八了，但这样的讲法，还是颠三倒四，难以成立的。 彭总在庐山会议上被整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或者前后时期别的什么会议）上有一番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很明显了，老毛也做了自我检查，我党给不少前段时间打成右派的人平反摘帽，刘少奇在这方面很积极，这也是他得罪老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候，彭总也写了八万字的信要求平反，但却一直不能平反，而且在后来还变成了是要翻案，又多了一条罪名。刘少奇在解释原因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彭德怀的万言书有一些内容是真实的，但他的问题不是因为信的内容错误，而是因为彭有野心，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党中央、毛主席进攻，而且他在历史上就一贯有错误，曾经和高饶联盟有勾结，（这时，毛插话说：应该是彭高联盟）。大家看看刘少奇这话说的，整倒彭总实际上是毛、刘、周诸人一次肮脏的政治交易，在不给彭总平反这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统一的，他们人人都有份。整彭总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彭总对大跃进看法的正确与否，而是因为所谓的野心、组织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彭总个人的性格和历史上的积怨。整彭总就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当时的大跃进导致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可以说是罪行，实际情况，政治局常委是很清楚的，但不能承认，因为这个罪行，毛、刘、周诸人是人人有份的，是集体犯罪，毛说大家都分一点倒没错的，犯了罪怎么办？承认是不可能的，那保持权力就失去正当性了，只能把白说成黑、把错误说成成绩了，然后再七搅八缠、转移问题，乱中取胜。整倒彭总，就是要将星星之火扑灭，保住自己的权力，和黑社会杀人灭口，实际上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所以后来，老毛找彭总谈话时，说：真理可能在你那边。这个呢，彭总不要激动，咱们这帮看客也不用激动，因为整彭总的原因并不是意见书内容正确与否的所谓真理问题，而是关系到老毛和刘少奇等人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 再看看事件的经过，彭总上了庐山以后，开了两天会，感觉开的不温不火，问题没有讲透，恶果是那么的明显，但就是没人敢提出来。当时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只能讲三面红旗好，讲形势喜人，谁都不敢说半点问题。据说公安部的一个副部长，到河南探亲，目睹了惨况，回到北京以后，白天上班装的跟没事人一样，但晚上回到家里，就蒙头大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即使是高级干部的人格都扭曲的这么厉害。本来经济工作、政府那一摊和彭总、林总关系都不大，但彭总上山前是准备为人民鼓与呼的，就想去找老毛谈一谈，而去到老毛的门口，却不巧，老毛正在睡觉，（是不是睡觉，谁也不知道，老毛对不想见的人，是经常用这个借口的）。而彭总这次要找老毛反映的并不是一件具体的、紧急的事情，是要对近期的错误提出看法，等于是要批评老毛的，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并不适合直接闯进去，于是，彭总就调头回去了。彭总回到住处，就写了一封八千字左右的信，一写就是八千字，这个彭总肯定是想了很久的，心里有了腹稿，否则也不会这么快写出来，包括那个“有失有得”，也确实可能是思考过的，大概彭总找老毛想谈的也就是这些。当然这些都是彭总自己讲的，如果有人认为彭总有野心，是利用机会，兄弟也找不出理由反对，因为这个是诛心之论，找不到实际证据的，属于莫须有类型。但兄弟还是确实相信彭总是真心想为民呼吁的。套用阶级观点来看，彭总从小就是个苦孩子，挨过饿、要过饭，后来当兵就是为了能吃饱饭，他知道人民的疾苦，而且最重要的是良心没有丢，没有因地位的上升背叛自己的阶级，没有被华丽的政治理论弄花了眼，他知道不管你用什么光冕堂皇的理论去包装，不管你怎么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去比喻，和平年代让老百姓大量饿死都是不对的，在古代，即使是因为天灾，导致饥荒，皇帝也是要下罪已诏的。所以他对老毛说：确实是饿死人了，让善于胡言乱语瞎辩证的老毛也一时语塞。即使他真是要对老毛进攻，那也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行。 还真不能不佩服老毛对权力的敏感。老毛接到这封信后，就睡不着了，据说吃了两次安眠药都睡不着，还对身边的卫兵说：彭总原来的名字叫彭得华，是要得中华的。瞧，不用讨论，罪名已经隐隐若现了：彭总的这封信就是要对他老毛进攻，要得中华，所以后面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罪名也就顺理成章了。好，连名字都能成为罪状。老毛睡不着，当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这个他早就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嘛，死个几千万，他根本不放在心上。老毛是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担忧，他肯定敏锐地想到这个绝不是空穴来风，不是彭总一个人这么想，是有一股风的。一来，大跃进饿死了那么多人，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家表面上不敢说，但党内党外，很多人心里肯定是有意见的，迟早是要爆发出来的，老毛既然犯了罪，当然是心惊肉跳，等着这一天的到来，现在这一天终于来了，是由彭总率先开炮的。二来，打了几十年的交道，老毛当然知道彭总的性格，彭总绝不会就此停住，在下来的会议上肯定会提出的，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统一高层意见，做通与会人员的工作，在会议上一议论开来，就很难讲是个什么局面了。三来，彭总对老毛一向是不迷信的，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不少，这次真理在握，一争执开来，直接向老毛发难，也顺理成章。老毛自己说过他是不下罪已诏的，还自吹什么在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可能兄弟水平有限，除了权力以外，兄弟怎么也看不出来还有什么是他的原则。这一次他又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面临危机了，他当然是决定又一次混淆黑白，主动出击，他要在彭总没有在会议上提出这些意见之前，先发制人，避免会议形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 于是，老毛就下决心要整彭总，他先是召集同谋犯商量对策，分时间（好象是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把刘、周诸人找来谈话，一个个地单独商量。这中间，达成了什么交易，谈话记录没公布过，谁也不知道，实际上，刘、周二人的工作并不难做，这二人是一线领导，对大跃进的错误负的责任绝对也不会小，彭总指出的问题，他们那一份也不会少，他们和老毛是个利益共同体。刘和彭也有历史恩怨，一向不怎么和的来，彭总也不大看的起刘，说句实在话，刘既没有什么战功，也没有什么很老的资格，完全是靠吹牛拍马、擦老毛的鞋爬上来的。周和彭关系也不好，周又是个老滑头，刚刚在反冒进中做过检查，胆大概完全吓破了，对老毛基本上是言听计从。这几个人一合计，意见统一了，也不要良心了（大概本来也没有），就开始行动了。这时，老毛等人心里就有了把握，就把彭总的这封信作为所谓的意见书抛了出去。于是，彭总再参加会议时，就突然发现多了一本自己写的所谓意见书；参加政治局的会议，就突然发现变成自己的批判会。可以说毛、刘、周三人已经内部对彭总定了性，所谓的讨论只是个形式而已，为的是统一思想，让和彭总同样想法的人暴露出来，再视情况安上一个什么什么罪名，以便最后能够通过决议打倒彭总。但是一讨论开来，庐山会议就变得激烈起来，那些所谓的左派，前段时间，高调唱的响彻云霄，按老毛的讲法，要追究责任，他们也要分一点，大家是利益共同体，要他们自己打自己耳光，这个他们不会去做的，他们死活也不承认自己有错，一口咬定成绩是主要的。另外的很多人是看风向、傍大款，当然是跟着毛、刘、周诸人跑。但另一方面，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事实俱在，有点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因此也有不少人支持彭总的意见。如果纯属工作之争，争论的是大跃进的得失的话，那么无论结论是什么，对彭总、张闻天这些人的影响也不大，只能是对工作看法问题，并不能成为打倒的理由。但老毛带头，刘、周等人和一帮积极分子附和，把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甚至个人恩怨也掺杂进去，（老毛连毛岸英的死也扯进来了）。于是问题就越来越复杂，变成了彭总有野心，一贯反对老毛，这次是找到机会，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加上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持相同观点的人，就凑成了一个所谓的军事俱乐部，这样就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老毛的所谓路线问题。这个逻辑也真奇怪，彭总等几个人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就是军事俱乐部，毛、刘、周等人私下凑在一块，就是光明正大。老毛还使出了自己一贯的流氓作风，声称如果军队不听他的，他就要上山找红军去，实际上他是绑架全党，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他，他就要分裂，从而迫使会议代表在他和彭总之中选择一个，站在他这一边。加上彭总人缘并不好（他工作方法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得罪人并不一定就不好），工作上得罪过不少人，这些人也跳了出来。其实，彭总与林总的特点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不怎么拉帮结派，不大与人来往，这样的人从一起工作共事的角度看，可能不太令人舒服，但从国家、社会的角度来看，却非常有益，而且工作方法如何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彭总的性格又比较耿直，直来直去，不留情面，难免得罪人。比如他生活作风俭朴，看不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还直言不讳地讲出来，那么大多数不俭朴的人自然就心里不舒服了，皎皎者易污，这些也就成了收买人心的伪君子行为了。于是，新仇旧怨，国事、个人恩怨交集在一起，一众人等开始了大合唱，要整倒彭总。但以彭总的性格，这件事他认为自己没错，而且这么简单的事情，明明是讨论大跃进的对错，怎么越扯越复杂，扯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什么野心、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都出来了。以彭总的性格，他是不会轻易低头的，他也不会去讲所谓的策略，他的反应是直接了当、相当激烈的，而且也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彭总的。这样一来，会议上的争执就越来越激烈。但总体上，毛、刘、周等人已商量好了，已掌控了局面，彭总的倒台是注定了的。 再看看林总在庐山会议上的经过。其实老毛虽然独裁，但他在解放后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如反右、大跃进、整彭总、发动文化大革命，都是以集体名义做的决定，是通过投票以党的决议作出的，不仅是老毛的个人行为，而且也是党的行为。老毛虽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整个党都应该负责。当时在位的其他人也要负责任，明明你们可以说不的，可以不举手的，却又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自己的利益、权力和个人恩怨）去附和，还主动积极地参与，最后自缚手脚、自食其果。象刘少奇这样，率先投机搞老毛的个人崇拜，又觉得毛不行，再想搞自己的一套，一会左的出奇，一会右的离谱，斗这个，打那个，实在是自己挖自己的坟墓，并不值得过多的同情，在庐山会议整彭总，他的表现就很恶劣。具体到庐山会议每个人的责任，李锐说林总是半途上山的，话不多，但很厉害，给彭总定了性。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林总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但并不怎么参加会议，庐山会议开始时他就没有参加，后来让他上山，大家都知道是搬来的救兵。让他上山，无非一来他是政治局常委，应该参加，声势也更浩大；二来，彭总的影响主要在军内，而当时虽然山上有几个老帅，整彭总也挺卖力的，但他们加起来都不太够分量，所以要让林总也来参加，林总上山时的情形是什么？当时，毛、刘、周诸人已经商量好了，加上一班人的大合唱，已经给彭总定了性。简而言之，就是彭总利用暂时的困难，组织了一个军事俱乐部，向党中央和老毛发动进攻，而彭总却并不服气，老毛和彭总已经势不两立了，这个已经是确定了的，林总上山面临的是一个打钩或者打叉的简单判断题，无非是要表个态，是站在哪一边，根本谈不上什么定性。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林总不可能为这个和毛、刘、周摊牌，比如大家都说彭总有野心，这个是不用什么证据的，象鲁迅先生说的：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信则有、不信则无，既然绝大多数人都说彭总有野心，那也就是有了。林总讲的话只是重复了老毛等人的套话，支持了老毛的地位。 林总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很多文章都摘过了，是说的不好，但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都是别人众口一词的产物，是已经定下来的调子，是炒过的冷饭，他拿过来，是象征性地表达了对老毛地位的支持。而且林总实际上还说过：（对彭总）并不是要打倒，今后不信任了，工作还是要你做。还说：黄老（黄克诚）是个老实人。并没有过多的上纲上线，还为彭、黄二人说了好话，留有余地。注重的是个人野心和工作作风方面，并没有象别人那样往路线、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上面扯。并且还澄清了长征时期写信要求老毛不要指挥前线的一段公案，表明这件事不是彭总挑动的，和彭总并无关系，让彭总很是感动。这里还要讲一下，为什么老毛会怀疑林总的这封信是彭总挑动的呢？因为当时彭总也对老毛的指挥不满，发过牢骚，而杨尚昆（三军团政委）和刘少奇（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向老毛告状。他们告状的电报刚到，林总的信随后也到了。而林总又一向是老毛信的过的人，所以林总的信一到，老毛就怀疑是彭总在背后搞鬼。这件事，杨、刘二人也没起什么好作用。总之在庐山会议上，彭总对林总并没有什么意见，在决定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时，还向中央推荐林总来当国防部长，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林总成为副统帅后，彭总就预言毛林必分，老毛这样的人，除了检讨大王周恩来，谁能和他长期共事啊？更何况林总这样铮铮铁骨的人呢。在林总所谓叛逃后，他怎么也不相信，更没有象邓小平那样幸灾乐祸，相反他还要去找毛和周说清楚，因为他们不能就这样把林总杀了。你可以说林总这些话不好，但绝不能说林总负主要责任，其实对比来看，林总算是相当不错了。 当然有人可以义正辞严地说，林总不应该这么讲，他应该讲：彭总这封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点。最好再说：老毛想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这个兄弟不敢说你讲的没道理，你可以轻飘飘地讲出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话，只可惜当时你不在山上。事实上，当时关于彭总的问题，调子已经定下来了，众口一词，彭总在向党中央和老毛进攻，二者已势不两立，只能选择一边。连那个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也开始骂自己或者反戈一击了。林总说彭总的信好是好，就是太早了，兄弟想来他的意思是指这个时机不对，本来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者写信，根本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加上彭总和一些人的历史恩怨，彭总在庐山会议上写这封信，就等于当众抽了老毛等当权派和一帮左派的耳光，犯了众怒和众人的利益。不是他这样做不对，也不是大家都认为他不对，而是他们所谓的政治和利益需要他不对，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无论如何一定就是不对，他不能够对。你可以说庐山会议上林总的讲话不好，但不能说林总的讲话起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能一叶障目，就不看看那帮什么家、什么家是怎么讲的。 刘少奇说：毛主席能反，我早就反了，还轮到你？大家听听，刘少奇一开口，不容分说，就定下来：老毛不能反，而彭总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反毛，还语带讽刺，意思是你哪能和我比啊，极其毒辣。刘少奇这是自己挖自己的坟，所以最后的下场也不算太冤枉。老毛不能反，怎么你又要去反啊？据说刘少奇在被批斗的受不了的时候，打电话质问老毛，说不能对他这样，江青一句话就顶的他哑口无言：你的修养上哪去了。是啊，你整别人时，眉飞色舞、口沫横飞的，教育这个要正确认识，那个要正确对待，怎么轮到自己就受不了啦。你自我吹嘘的修养去哪了？ 周恩来说：很多同志都担心，主席百年以后，没人管的住你，你会闹事。周恩来还是那么的老奸巨猾，用一副担心的口吻讲出来，还用了很多同志的名义，实际上潜台词是：彭总有野心，要现在解决，不能等到老毛死了以后。 贺龙说什么呢？彭总上山前和贺龙在一起，曾经对贺龙说过：如果不是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早就造反，出现红军了。开会时，贺龙就把这句话端了出来，狠狠地落井下石。 肖华更绝，披露了一个秘密：在访苏时，彭总有一段时间和赫鲁晓夫单独在一起，没有我方翻译在场，时间长达若干分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肖华基本上可以当克格勃了，这个典型的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一出，彭总百口难辨，就算把赫鲁晓夫拉来作证，也没人会相信赫鲁晓夫的话，你还不能说肖华讲的不是事实。肖华够阴狠的了，有意思的是现在一个地方有纪念彭总的纪念碑，还是肖华题的字，这简直是个讽刺性的笑话。 还有罗瑞卿、柯庆施等等众多的反彭积极分子，那些说法，上纲上线、深罗网织、千奇百怪，一个个表演的淋漓尽致，还有些唱红脸的，在中间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但目的也是一致的，就是要彭总接受罪名，承认所谓错误。如果有朋友能细心罗列一下，就可以让人充分了解这帮什么家什么家的真实嘴脸。 在如此猛烈火力的攻击下，即使刚直如彭总这样的人，最后也低了头、败下阵来，不停地做检查、批判自己。他自己曾说过，他在庐山会议上之所以低头，把自己搞臭，把自己在军中的影响降到最低，是要维护党和军队的统一，不让党和军队分裂。当然，他到底是不是这样想，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作用、美化自己，是不是他不妥协，党和军队就会分裂，这个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从他后来的这些讲话来看，他对自己违心地承认错误的做法是后悔了，他的低头，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并没有带来好处。 庐山会议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一来大跃进的错误和后果不仅没有纠正，反而进一步恶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令人发指的不折不扣的罪行。用刘少奇后来对老毛的话来讲：人相食，我们是要上史书的。二来，庐山会议的结果，严重毒化了党内的政治气氛，强化了老毛的绝对政治地位，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扫清了障碍。用黄克诚的话讲：从此党内再也没有人敢说真话了。讲真话的人都倒楣了，在这样的反面教训下，绝大多数人自觉或者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事情的对错标准，以老毛的讲话甚至喜恶作为标准，一个人、一件事对不对或者正不正确，再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是不是老毛讲过的、拥不拥护老毛作为标准，这个简直成了党内的共识。于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出现了个个都争着吵着、哭着喊着表白自己是拥护老毛和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滑稽场面，可是往往却热脸贴上了冷好股，老毛根本就不承认。明明是错的东西，但只要是老毛说的做的或他同意的，也就变成了对的，老毛成了仲裁一切是非的人间上帝，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实际上在当时已经形成了，并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标准。党内高层，自己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金箍咒，从此只有紧跟老毛的份了，再也没有人敢明说哪件事是老毛不对，即使明知哪件事是老毛不对、是老毛的责任，也不敢说。象刘少奇明明知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首要目标就是他，也不敢直接说老毛有什么不对，只能努力表演，死命把自己仍然包装成党内第二号人物，往一贯拥护毛泽东思想上靠，可最后还是只有被打倒、做检查的份。至于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毛泽东怎么想，他你好，毛泽东怎么想，谁能知道？还不是他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他说他是怎么想就是怎么想了。只有林总，在九一三之前，才拒不检查，讲出这件事不是我的错、是老毛的错这样的话，狠狠地给了老毛两耳光。 庐山会议在某种意义上和1979年的讨论一样，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激烈冲突，是要纠正老毛罪行的一次抗争。可是很遗憾，最后还是老毛取得了胜利。彭总、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说真话、明是非的下场，预示着一场场席卷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悲剧已经很难避免了。庐山会议也成了一场当时党内多数高层的集体丑陋表演，在这场表演中，林总远比那些积极分子要消极，更谈不上起到定性作用，以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分工，也起不到什么定性作用，负主要责任的，毛、刘、周等人当之无愧，那些所谓的左派和积极分子们当之无愧。可是现在连周恩来这样的元凶巨恶之一，都能安上这样的套话：当然，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也说过一些不得已的话，做过一些不得已的事。嘿嘿，摇身一变，大家全部都成了好人，庐山会议也成了一群大好人之间的又一次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真是误会啊。可是我们民族却为这一个又一个的误会付出了那么残酷的代价，叶剑英的生日有中办来埋单，我们民族付出的这些代价又应该由谁来埋单呢？这帮大好人、什么家什么家，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 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 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 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 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 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 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 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 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 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 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 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 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 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 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 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 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 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 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 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 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 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 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 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话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 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 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 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 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 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 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 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 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 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 不如若干上将。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 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 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 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 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 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 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 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 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 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 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 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 农为副总长。1954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 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 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 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 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 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 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 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 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 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 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 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 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 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 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 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 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 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 “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 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 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 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 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 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 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 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 ，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 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 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 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 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 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 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 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 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 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 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 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 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 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 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 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上将共57员，1955年授衔55人，1956年和1958年各补授一人。前10名上将名次排列是：萧 克、李达、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萧克名列第一 ，这已经够委屈他的了。萧克是井冈山红四军的老人，当大将资格绝对够，只因当年支持张国 焘站错了队，尽管资历仅略低于张云逸而不逊于其他诸位大将，并在红军时期(红六军团军团 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120师副师长)和解放战争中(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四 野参谋长、第一参谋长)的职务高于任何一员大将，仅解放战争期间职务低于粟裕，还是没能 侧身大将之列，屈居上将，但名列榜首。上将最后十名是陈明仁、贺炳炎、阎红彦、谢富治、 陶峙岳、乌兰夫、周桓、杨勇、李志民、赵尔陆。1956年补授王建安、1958年补授李聚奎上将 军衔，未排名。如果重新排名，王建安不知会排在什么位置，但李聚奎即使进不了前5名，也 会在前10名之内。李聚奎的资格甚老，而且上上下下人缘甚好，若干员上将如杨得志等人曾是 他的部下，见了他毕恭毕敬。1958年他从石油工业部回军队，军委和总政觉他的军衔如何授可 是件不太好办的事：授上将吧，他的资历比绝大多数上将都老，授大将吧，元帅大将授衔时有 定数，岂可轻易增加；最后内定授上将，又怕李不满意，于是总政派人先与李协商这件事，未 及开口，李单刀直入：“我的军衔，就低不就高，上将就可以了！”于是皆大欢喜。 获中将军衔者175人，时任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排在首位，这是因为原拟授他上将，但 后来上将名额减少，他主动提出自己授中将，说自己做评军衔的工作，理应带头做榜样，最后 把他放在中将第一位。中将前10名是徐立清、肖向荣、张经武、张震、刘志坚、阎揆要、钟赤 兵、唐天际、谭希林、莫文骅，压尾的10名是陈先瑞、旷伏兆、李雪三、谢有法、张天云、卢 胜、黄新廷、吴先恩、阿沛.阿旺晋美、朵噶1956年补授聂鹤亭中将军衔，1958年补 授贺诚中将军衔，中将总数达177名。聂鹤亭是军史上一位蒙着面纱的神秘人物，参加南昌起 义时是主力营长，其资格堪与大将们比肩，抗日战争时还身在中军帐，后又任过四野第一副参 谋长。但长期不得志，鲜有人知其所终。有谁知道为什么55年没给他授衔而56年补授？为什么 只授中将？我只知道他对自己仅获中将衔极不满意，受到中央严厉申斥。贺诚是我军卫生工作 的鼻祖，建国后调地方工作，出任第二任卫生部部长，由于中医政策问题(他非常看不上中医 ，多方限制)犯了错误，毛泽东也发话批评了他。58年调回军队，补授中将军衔。中将是卫生 工作人员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了，傅连璋(应为左目右章)也是中将。 1955年获得少将军衔者共802人，前10名是解方、陈沂、童陆生、詹化雨、刘其人、张瑞、 彭富九、李信、曹广化、魏传统，最后10名是游好扬、赖光勋、李木生、徐其海、黎光、贺吉 祥、张步峰、樊学文、汪易、李布德。少将中解方是第一名，对于解方的资历和战功，尤其是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表现出的能力和起的作用，少将是授低了，作为某种补偿，他成了少将中的 “状元”。在少将中，他的军事能力当之无愧地名列前茅。不过少将太多，名单如何排列一定 非常棘手，大非周章，有人知道详情望能送一贴。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 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 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 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 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 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 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刘 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 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 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 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 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 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 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 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 题。 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当时 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 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 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 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 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 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 。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 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 、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 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 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 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 是不露面为好。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 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 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 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 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 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 感，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 ？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 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体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 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 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 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 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 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 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 。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 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 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 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 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 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 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 ，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 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 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 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 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 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 ，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 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 而非真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 ，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力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 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 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 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 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 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 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 ”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不是他不顾，而是政 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 ，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 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 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 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 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 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 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 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 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 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 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 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 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 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 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 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再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 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 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 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 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 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 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 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 ，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 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 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 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 ，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 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 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 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 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 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 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 切颇得毛的欣赏。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 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 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 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但那诉苦运动与改变 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 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 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 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 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 的魔力！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 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 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林彪虽 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 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 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 中，只见一张中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但是，既已是“政治林彪 ”，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 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 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 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大家记 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 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 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 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 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 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 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 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 。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 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 白他的素质。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 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1965年5月说： 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 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 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 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 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 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 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 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又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 的目的，你敢保证留下的文件上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实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 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 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 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 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 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 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 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 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 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 “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 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 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 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 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虽 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 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 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 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 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 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 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 ”，“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 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 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 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 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 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他与毛泽东的 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 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 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 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 史的悲剧兼闹剧。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 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 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 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不过令我感到林彪 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 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 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 底政治化，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 东山再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 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 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 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 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哪怕只有 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 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失蹄翻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 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 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 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 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 ，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 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 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 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一句被鲜血浸透了的话：“政治就是充满罪恶，革命也不见得 就是圣洁。”我想，这可能是中国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句话。张在有生之年认识到了这一点， 是他的幸运。张国焘五四运动时期求学于北京大学，是陈独秀的学生，能力极强，帮陈独秀做 了许多工作。中国共产党一大选陈独秀为总书记，李达为宣传局主任，张国焘为组织局主任。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个干部。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论什么出 身，什么学历，哪一个不是满腹学问，胸怀大志。以他们个人的能力学问来讲，要在那时给自 己混出个功名地位绝无问题，但他们向往中国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 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 而奋斗。对于这一代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敬佩。为了上述目的，他们进入了政治“场”。 然而，政治本身的属性不可能因为你追求向往的目标的崇高伟大而减少一丝它的黑暗可怕。我 们现在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就其本身运作来说其实是最没有阶级性的，管你什么封建政治 、资产阶级政治还是无产阶级政治，游戏规则运行规律一样的残酷。曾经有多少人根据共产党 宣言推理判断，既然无产阶级是代表了社会发展规律方向的先进阶级，其政治就应该且可能是 光明磊落的，革命因而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然而，落花有意，流水 无情，凡是这样希望或认为的人，几乎无一不得出相反的结论，包括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后 来的代代人，也包括我们这一代。这不是说他们的目标、理想和追求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认定 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被过于理想化了。在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人有的认识到自己的白日 梦，引退了；有的无法适应政治的厚黑，被吞没了；有的被政治彻底异化，嘴里讲的笔下写的 还和原来一样，但血管中流的已经不是血而是油；有的为了适应政治场中生存的需要，言行方 法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心里仍顽强地坚持着理想，坚持奋斗……他们之中，多少人从知识 分子、学生、“专业人员”化为政治人物，开始你死我活的拼杀，对敌人，也对自己人。后来 的代代人，也在不断进入这个“处理器”，发生着不同变化。这变化过程中间，一代一代出现 了多少让人敬仰、鄙弃、消沉、鼓舞、切齿、雀跃、迷茫和大彻大悟的人和事，多少人在人世 沉浮中醒悟或更加沉迷……。就说张国焘，曾经尊师敬老，热心助人，处理党内事务与陈独秀 意见不合时，陈独秀一发怒，张国焘立刻站起来老老实实听训，一如在学校中，还曾以自己恋 爱失败(追刘清扬)的经验劝导别人，如此等等。曾几何时，在政治角斗场上已经变得血冷手黑 。他在政治上的争夺和角逐包括和毛泽东的争斗，那些是非曲直我们就不予置评了(也难得评 得清)，只说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根据地肃反中他杀的大批人；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就真的认 为这些人罪有应得，就是该杀？或是为了神圣的革命目的，即使冤杀也是必要的代价，什么样 的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心安理得？希望他写出上述的那句话是真的认识到了政治的可怕和 他个人被政治的异化，对因他而死的那些冤魂有过发自真心的忏悔，而不是仅因为安慰自己多 年来政治上的失意而发出的一句慨叹。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都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尽早有类似的 感悟和认识。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 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 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 ，写本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 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 .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 ，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 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看得多了 ，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 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 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目标的究竟有什 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 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不够意思！”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你瞧，这就是政 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 牢靠！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了，哥们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 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 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那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 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 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 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 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 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 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 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 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 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 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 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 非正常死亡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 我为林彪当秘书的日子 在解放战争重大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辽沈、平津两大战役期间，我正在给林彪作政务秘书。关于这两大战役的一些基本历史史实，已有文献、资料出版。我在这里所记载的，是我作为秘书，对在这两大战役中朝夕相处的林彪的一些细节，作一个补充介绍。有些情况是鲜为人知的，甚至只有我和林彪知道的，或者是已出版的文献资料虽有记载，但我认为同事实不尽一致的。 我的这些记载完全依据我所知道的历史事实，如实记录的，是忠于历史的。 １９４８年初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前，我是东北局巡视团的团员。当时东北局巡视团的团长，是高岗兼任的，副团长由张闻天（洛甫）兼任，日常工作由张闻天主持。巡视团只有四个团员，即于杰、余建亭、陈绪宗和我。 那时，我们都住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的龙江街。我们四个团员各带一个警卫员，住一栋二层小楼。张闻天就在我们斜对面的一栋楼里。那时都没有办公室，办公就在自己住的房间里，自然也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有事时就连轴转，一直到干完。没有什么任务时，也是比较自由的。就连林彪、罗荣桓、高岗这类人物也是如此。 有一天，张闻天的秘书蔡黎来找我，说张闻天有事让我去一下。 去了以后，我看见张闻天正在批阅文件。他见我来了，就站了起来，一边同我握手，一边就招呼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张闻天说：“找你来，是同你谈一下你的工作调动问题。准备让你去给林彪当秘书，管政务方面的事。至于生活、警卫方面的事情，还有一个秘书专门负责。你看怎么样？” 我事前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听了以后觉得十分突然。但张闻天已经当面提出来了，又容不得我仔细考虑，想了一下，我就表示：“如果组织上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不愿意去。因为第一，军队情况我不熟悉，像你知道的那样，这些年来，我一直搞地方工作，我还愿意继续从事地方工作；第二，我没有当过秘书，不知道秘书怎么当，怕完不成任务；第三，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容易上火，听说部队首长一般都脾气不好，有的还骂人，弄不好我同他干起来了，那多不好。” 张闻天说：“你不知道，由于林彪原来的政务秘书因故调走，已经空了一两个月，所以，他急于找一个政务秘书。林彪让我给他选秘书的条件：一是要当过县委书记的，因为林彪又是东北局第一书记，但他对地方工作不大熟悉，因此，想要有个当过县委书记的人给他当秘书，可能对他有点帮助，而你曾经当过两任县委书记，这一条件符合要求了；第二，要没有结婚的，因为在部队工作，拖儿带女的不方便，而你还没有结婚。（顺便说一下，因为那时东北形势很紧张，东北局在１９４６年初就曾经有过一个严格的规定，男同志结婚得具备三个条件，当时简称‘二八、七、团’，即２８岁以上，７年以上党龄，正团级以上干部。有不少同志不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但结婚了，为此而受到党纪处分，我看到过有的还在东北局办的党刊上受到了通报。我那时虽然后两个条件够了，但还只有２６岁，所以我连对象也没有找）这一条也符合了；第三，他要求写东西要快一点的，根据我在巡视团这一段对你的了解，你写东西还比较快，文字上也还可以。你基本具备这三个条件，所以就选上你了。” 见我不吱声，他又说：“你虽然没有在军队工作过，军事工作不熟悉，但你到军队中工作一段也有好处，可以学到许多地方上学不到的东西。再说，按林彪提出的三个条件，我手头一时找不到另外合适的人。是不是你先回去考虑一下，过两天我再找你商量？” 回去以后，我心情很不平静。想来想去，还是打心眼里不愿意去，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这么拖着。过了两、三天，我看不见动静，还以为没事了呢，想不到蔡黎又来找我，说张闻天同志找我谈话。 我一想，又一次找我去谈话，大概十有八九仍然要我去给林彪当秘书，不然的话，如果可以不去，最多让蔡黎告诉我一声就行了。所以我一边跟着蔡黎走，一边就赶快想：要是张闻天仍然要我去，怎么同他讲呢？但是，因为我们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不过几十米远，还没有等我想好措辞，就已经到了张闻天的办公室门口。 我进去以后，张闻天面带笑容地问我：“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还是重申第一次谈话时所讲的理由，表示：“经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最好还是不去。”张闻天动员我去，并且说：“因为林彪急需要配个秘书，我手头一时也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人。是不是你先去工作一段，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把你调回东北局还不行吗？”我一看张闻天这么负责的同志亲自跟我谈了两次，又这么说，我感到不好意思了，马上表示：“我服从组织决定，去。”张闻天看我答应去了，笑了一笑，就说：“你安心去好了。我想你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接着张闻天当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我，信很简单，只一张纸，大意是说：现介绍谭云鹤同志去给你作秘书，请接洽。同时又用另纸写了一条子，对我说：“林彪现在太阳岛休息，你按照这个地址，明天上午过江去找他就行了。”看这个样子，张闻天已经同林彪商量好了，因此，我就更不能有别的想法了，只能下决心服从组织决定。 张闻天同我第二次谈话，我已表示了同意去给林彪当秘书以后，就定下一条心，考虑我去了以后，如何尽快熟悉情况，把工作做得尽可能好一点。 我按照张闻天的交待，第二天上午就来到林彪在太阳岛住的那栋别墅。林彪住的那栋别墅不算很大，是一栋完全木结构的平房，大概有６－７间。有个小院，也不算大。周围有一米左右高的木栅栏，门口有警卫。警卫好像已经知道了我今天上午要去，所以，我只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就领我进去了。 进屋以后，我一眼就看见林彪正坐在一张白帆布的躺椅上，叶群也在。 我把张闻天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林彪并没有仔细看，只略略过了一下目，就叫我坐下。看样子，张闻天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他也知道了今天上午我要去。林彪接着就问起我是哪里人氏、家庭情况、读过什么书、何时入党、干过些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有对象了没有……。当我说起，我听我祖父说过，四代人以前我家的祖籍是湖北麻城人，以后才搬到四川去时，林彪笑了起来，说：“那我们还算是老乡呢。” 接着，林彪就对叶群说：“你去拿几张纸给他。”叶群很快就到另一间房子去拿了几张纸给我。林彪对我说：“我说，你记。”我一听，就猜想大概是林彪要考我记录的速度和字迹是否清楚了。于是，我就在那张三屉桌旁坐了下来，掏出自己的钢笔，聚精会神地等待着林彪说。 奇怪的是，我看林彪手里既没有拿什么书籍，也没有任何报纸、刊物，他念什么呢？ 停了一会儿，林彪半闭着眼，躺在躺椅上，开始说了：“国际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天性……”。他说的速度，既不很快也不算慢。我迅速地记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同时，还力求不要把字写得太潦草。 大概记了１０００字左右，林彪停下了，对我说：“把你记的给我看一下。”他大体翻了一下后说：“记得还不错，你明天就来吧。”我说：“我的工作还没有交待呢，４－５天以后来可以吗？”林彪说：“反正这一段事情也不多，可以。不过，如你４－５天以后再来，就不必到太阳岛来了。因为过两天我就要过江去，你就直接到辽阳街１号我的住处就行了。” ５天以后，我到辽阳街１号林彪的住处去报到。辽阳街１号院距龙江街我的住处很近，不过一里地左右，过三个街口，也是一座平房，还有半截在外的地下室（窗户在外），上面大概有７－８间房，后面还有一排平房，有５－６间。从院里要进入房间，还得登５－６步洋灰的台阶。不过，院子比较大，有１０－２０棵树，还种了一点花。院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有点假山。院边周围有一道木板墙，比较高，大概有两米左右，刷着深绿色的油漆，从外面是看不到院里的。有一扇大门，但紧闭着，看样子是供汽车出入的。大门旁边，有一道小门。我敲了敲门，一个警卫就把小门打开了。他问我：“你找谁？”我说：“我是来给林彪当秘书的，我叫谭云鹤。”他一听，也没往里面通报，就让我进去了。 进了院子，正碰到叶群。她一见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说：“你来了！”一边说，一边打量我身后的警卫员扛着的行李，又说：“我猜你这两天该来了。”她招呼负责生活和警卫的秘书王本出来，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让王本把警卫员连同他扛的行李从房子的侧门领进去。叶群就直接领着我，说：“我带你见首长去。” 我进到林彪的会客室。会客室也不大，大概不超过３０米，除了几套沙发和几个茶几，没有什么摆设。一进屋，叶群就喊着说：“谭云鹤同志来了，谭云鹤同志来了。”不一会儿，我就看见林彪从卧室到会客室来了。林彪见了我，叫我坐下。他简单地向我交待了一下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我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电报，特急的重要的特别是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收到后随时送给他。一般的电报，早饭后、午饭后、晚上睡觉以前送给他就可以了。至于往下或向军委、主席发的电报，他找我去或者他到我办公室来口授，我记录整理后，他认为可以了，我再派人送给罗荣桓、刘亚楼，有的还要送谭政同志审阅。退回来后，我看看他们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如果没有，我就直接派人送到机要处发即可。林彪交待以后，就让叶群领我去安排我的宿舍和办公室。 这样，我就在林彪处安顿了下来。由于秋季战役尚未开始，没打大仗，所以事情不多，我就得用这个时机，抓紧熟悉情况。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由近及远，把日本投降，我军进入东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直至我去林彪处以前的中央及四野的电报和林彪在一些军事会议上的讲话稿，全都看了一遍，基本摸清了近两年东北战局的变化和现状。 经过两个月的熟悉，我对整个东北战场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对军事工作方面的基本常识也知道了一些。 过去在地方工作时，虽然也曾在报纸和其它材料中看到过林彪总结和提倡的“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四组一队”等一些战术原则，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甚了了。经过这一段的熟悉，才对这些战术思想有了一些了解。 除了处理文电以外，日常就是摆弄地图，根据各方来电（包括东北所属部队的，中央军委通报中讲的，以及偶尔从国民党“东北剿总”发给其所属部队的电报中被我机要部门截收破译了的）所涉及到的敌我军态势，随时将敌我军位置，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出来。当时我们都是用红蓝两种颜色纸，我军用红色、敌军用蓝色。军级（纵队）用长方形，稍大一些；师级用三角形，稍小一些；用毛笔写明何军何师（如××Ａ就是××军，××Ｂ就是××师），粘在大头针顶部，随时往地图上插，倒也十分方便。并且一看地图，就对敌我军态势一目了然，很便于指挥作战。 现在拍电影，往往是在地图上用红、蓝粗线标明敌我军位置，用红、蓝色箭头标明敌我军攻防态势。实际上林彪指挥作战，除打锦州，打天津时，在战斗展开之前，由司令部画出这种地图外，实际的战斗行动开展之后，情况瞬息万变，特别像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来不及画出这种地图。 当时，我们收发电报有两个牛皮制作的电文包：一个是林彪口授的电文，要在发电之前请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同志审核，装上电稿后，上上锁，然后派警卫员送去。他们几位的秘书，也都各有一把开这个锁的钥匙。当然，在他们退回电文稿时，也得锁上，退回后，我再打开。还有一个电文包，是专门对机要处的，电文定稿后，加锁再派警卫员送机要处发，机要处也有这个锁的钥匙。当然，罗、刘、谭他们也有自己的电文包，我这里也有开他们包的钥匙。 到林彪处以后，开头还好一点，因为有大量的材料要看，还得要抓紧时间，不然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了，就没有时间去看这些过去的资料了，所以还觉得颇为紧张。后来，过去的材料都看完了，秋季攻势迟迟没打起来，就觉得闲得无聊。 有一次，林彪到我办公室，我们闲谈起来，他问起我来了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问题。我反映现在事情不多，我这个人闲不住，希望能多做点事情。林彪想了一下，说：“那你就先帮我办两件事：一件是每周不是要向军委、主席写一份军情简报吗？以后由你负责起草（过去一直是林彪口授的）；第二是，现在有些人老让我题什么词，你可以帮我考虑一下，题些什么内容，可以提出几种设想，供我选择。”以后就这么办了。“军情简报”一周才写一次，我一二个钟头就写完了；至于找他题词的，更不是经常有。我记得那时东北军区出了一个报纸，叫《前进报》，请林彪题写刊头。林彪到我办公室里用毛笔写了四五张，写完以后，自己端详比较了一下，然后让我帮他看看，哪一张写得好一些。我选了一张，说：“我看这一张更好一些。”他又端详了一下，说：“好吧，就这一张。”我打电话让政治部取走了。还有一次，是给哈尔滨市八区公园的烈士纪念碑题词，我帮他拟了四五个不同的题词供他选择，最后他选了“为人民解放战争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一条，也是写了四五张，让我帮助选一张送去了。所以事情还是不多，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我给林彪当秘书的时候，他让我记录上到中央军委、主席，下至兵团、纵队甚至师（个别情况下，越级指挥到师）的电报。每次发报他都事先想得仔细，可以说是字斟句酌，出口成章的，这是林彪作风上的一个特点。打起仗来，他可以在满墙的地图面前，一坐就是１－２个钟头。他觉得考虑好了，就让我去——更多的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来，他说我记。简单的，当时我再念一遍；重要的，或者较长的，我就整理后，再送他审阅定稿。所以，我这个秘书也是比较省事的。 林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条件，就是大白天，他也喜欢拉上窗帘，打开电灯。他觉得这样显得安静一些，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我当秘书这一段，除了住在哈尔滨、沈阳、北平时，有这个条件，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时，我们都住在农村，不光没有窗帘，晚上连电灯也没有，他就不拉窗帘地指挥了这两大战役。 林彪的生活和警卫由王本负责，但我也了解一些。那时林彪的生活是简朴的，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提过什么生活上的要求，比如房子冷了热了，要穿什么，吃什么。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技术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他那一段指名要吃的东西就是腊肉。因为他睡眠不好，不知道他从什么书上看到，说吃腊肉有利睡眠。到平津战役时，他已很少提出要吃腊肉了。有的同志问过我，林彪打仗时是不是爱吃炒黄豆？据我所知，那是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时期及以前的事，辽沈、平津战役时，条件环境变了，他就不吃炒黄豆了，更没有像辽沈战役的电影拍的那样，在口袋里装一小袋炒黄豆，随时掏出来吃。 王本还向我说过，我去以前，有一次在双城前线指挥部时，林彪不知从什么书上看到治失眠的一个中药方子，就直接让警卫员上街给他抓了几付药熬着喝了，结果出了大事。林彪喝了药，很快就休克了，人事不省。刘亚楼抱着林彪都哭了，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以后把那介绍方子的书拿走了，并且叮嘱警卫员们，以后如果林彪让他们去抓药，一律要经过王本请负责保健的大夫看过同意后再办。 我去林彪处不久，出了一次纰漏。１９４８年夏天，林彪要到吉林街东北局小俱乐部去接见一批由我党派往苏联学习、路经哈尔滨的学生，这批学生基本上都是高干或烈士子弟。这个俱乐部是过去几个国家驻哈尔滨领事馆的一个娱乐场所，可以跳舞、弹钢琴、打台球、打网球、地滚球等。我在东北局工作时，也常去玩。这次林彪要到那里去接见留苏学生，本来是王本负责安排的，也是他的职责范围内的任务。我虽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归我管，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但林彪临走时才发现汽车不在了，司机也不见了，王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只有我在。我非常着急，赶快给东北局办公厅行政处长申力生打了个电话，请他务必赶快派一辆车来，然后告诉林彪稍等一下。但林彪一看表，只有十几分钟了，他要走着去。从辽阳街１号到东北局俱乐部，要穿过铁岭街、鞍山街、龙江街三个街口，约１公里。路是不远，但我怕路上安全出问题，劝他等几分钟，说东北局行政处马上派车来，误不了事。但林彪坚持要走，带了两个警卫员就走了。我以为这一回我们（特别是王本）要挨骂了，但林彪回来以后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我在林彪那里工作期间，一次也没有挨过他的批评，他也一句重话都没有对我说过。所以我原来十分担心的怕军队首长脾气不好，甚至有时还骂人的顾虑，慢慢地就完全解除了。我这一段的工作，心情还是愉快的。 林彪平常是寡言少语的，不爱活动，不会跳舞，不爱玩，也从来不和我们闲扯。他有时看毛主席著作的小册子，有时在会客室里走来走去，更多的时间是面对地图或坐在沙发上沉思。 一打仗，我就提着林彪个人的一个小手提公文箱。因为由我负责替他拿着，而且也没有上锁，里面只有几本小册子，全是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再就是几支红蓝铅笔划了许多杠杠、圈圈，有的地方还划了两重、三重，不少地方还有旁批、眉批，写上他的心得、体会，密密麻麻的，可以明显看出，这些杠杠、圈圈、旁批、眉批，都不是一次两次划的和写的。 给中央军委、主席或发给所属部队的电报，口授后我整理一下，他看后如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常常当场亲自动手修改。他一般是不带笔的，所以，总是用我的笔。说来好笑，我那时用的那支钢笔是“地球牌”的，笔帽头上还有一个指北针，是我从延安到哈尔滨以后，在地摊上从一个日本女人手里买的。我用久了，知道它的脾气，他写字时用力很重，所以一戳就一个窟窿。他生气了，说：“这支笔怎么还能用？”并且不停地嘀咕：“当兵的还要有一支好枪嘛，当秘书的怎么没一支好笔呢？”但我觉得很为难。买一支好笔，没有钱；向四处（直属后勤处）去说，又怕别人以为是打着首长的旗号为自己要好笔。不久，林彪又用了一次，一张纸戳了好几个大窟窿，钢笔水把好几个地方的字都污染得看不清楚了。他火了，高声对王本说：“你去对四处说，让他们给你们买两支好笔。当兵还要有一支好枪嘛！”这回倒好了，解决了我一大难题。没多久，四处就给我们两个各发了一支新的派克钢笔。那时候，要弄到两支派克笔，是很不容易的，不知道四处是从哪里弄到的。 《林彪将军》，作者权延赤 夕阳如血，大如轮。 狼烟未熄，枪声零落，红旗已经飘上围场上空。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打隆化。 踩着黄沙、衰草和齿状的钢铁碎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程子华同热河省军区司 令员段苏权，漫步走来。长征时，这两位将领一个手负伤，一个脚负伤，被人玩笑为“手足 之情。” “仗越打越大，地方部队要不断转入野战军。”程子华瓮声瓮气说：“热河另组织一个 野战司令部，黄永胜当司令，你去当政委。” 段苏权脚步聚停，迅速瞄了一眼程子华。 “不行，我不行。”段苏权摇头。 “你怎么不行？” 段苏权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一尊日本山炮，炮口对着如血如轮的夕阳，象要将它轰落，却又一声不响。 “孤山未能全歼敌人，隆化伤亡大，没有攻进隆化城。看来黄永胜也不是永胜。”程子 华笑笑，“他喜欢甩手当家，你喜欢事事亲躬，我看你们正好配对。” “……我不会打牌，”段苏权吭哧，“也不会玩……” “要打仗，不是要玩牌。” “我了解永胜……缺一样不好搭档。”段苏权从鼻子里喃喃：“再说……” “说呀，你就是不痛快。” “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妓。” “噢？”程子华叫了一嗓。 段苏权憨然一笑，不再言声。 “噢，”程子华忽有所悟，“击鼓进兵，鸣金收兵。你不怕打仗，就怕不打仗？” “不打仗，他要是玩女人我管得了？” “嗯，嗯，”程子华不住地捏下巴，“林总不吃不喝不吸烟也不玩，我不信他就能容 得……”话没讲完，程子华转了口：“那就再说吧。” 铁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林彪率领的“四野”执行得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尤以第七 项注意“不调戏妇女”执行得严厉，不慎出格就要拿命抵。立过大功的一位战斗英雄不慎出 格，谁说情也不行，枪毙。一名基层干部与女房东通奸，虽是双方情愿，又有全村百姓求 情，还是拖走毙掉。三名战士想强奸一个女人，尽管那女人是留用的日本人，尽管未遂，尽 管三名战士都不满十八岁，仍然不能幸免，统统拉出去枪毙。 “要决战东北呢，我救不了他们。”林彪脸色苍白，沙哑着嗓子对几名高级将领说： “不开活口，再遇这种事，少数意志薄弱者有贼心也没贼胆儿；开了活口，我们就会失去群 众失去战斗力。我们就会失去胜利失去东北。” 程子华在院子里散步，他散步有时要摇晃肩膀，摇晃双臂，摇晃整个身体，这是运动。 他脑子也在运动，嘴里偶尔念念有词。 下午要见林彪，跟林彪说事不能有废话，所以要准备。 他已经见过三次林彪了，就为了坚持一个意见，给八纵换将，推荐段苏权替代黄永胜任 司令员。 第一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整天打牌跳舞，不干工作。” 林彪说：“辽西三战三捷，八纵从地方部队上来不久，黄永胜当司令，半个月歼敌１万 ６千多人，打得不错。” 第二次见林彪，他说：“黄永胜太霸道，什么都得他说了算。可部队里许多具体工作他 又不管，他又要说了算，不许别人管……” 林彪说：“不要搞山头，要团结，要能容人。无‘度’不丈夫；不是毒，是度量。” 第三次见林彪，他不得不说出不愿说的话：“黄永胜在生活作风上实在糟糕，用林总的 话讲，他是有‘贼心’也有‘贼胆儿’，影响很不好……”他举了例子。林彪平平静静地听 完，平平静静地说：“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个故事。刘邦问韩信：‘我能将多少兵？’韩信 说：‘最多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能将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没有 发火，反而笑了，说‘你既然这么大本事，怎么被我捉来阶下，供我驱使了？’韩信不慌不 忙说：‘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呢，所以我被捉到了阶下……’” 程子华半响无言。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林彪用这句话送走了程子华。 林彪面无表情地在屋里踱步，一边听程子华谈意见。 知情人都奇怪，林彪见了他喜爱的将领和老部下，总是没什么说；对他不喜欢的将领， 反而再忙也要耐着性子听完意见。 上午，秘书见林彪精神很好，进来报告：“黄永胜来了，要跟林总汇报。”林彪目光不 离军用地图，摆摆手：“告诉他，我要睡觉。” 下午，秘书见林彪精神不好，满面疲惫，小声报告：“程子华又来了，跟他说你休息 了？”林彪目光离开军用地图，两手搓搓脸说：“叫他来，我精神还好。” 据“四野”一些老人讲，部队日常管理教育都是罗荣桓负责，林彪不大管，林彪只是一 门心思琢磨打仗。他很少与干部谈话，只有冀察热辽的干部例外。 因为他对冀察热辽分局及军区有意见，对其领导人也有意见，他们对东北的许多看法不 一致。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意见不一致才要多听。” “永胜同志确有不少长处。”程子华尽量客观地说看法：“善于捕捉战机，强毅果敢过 人，会打巧仗也能咬牙打硬仗，六次负伤，足够顽强。” 他停顿片刻，望林彪。 林彪静气过人，听见和没听见一个样，脚步一直是匀速运动。 “但他有个要命的短处：贪享乐好斗狠。他喜欢以己之长凌人，不喜欢别人触其短处。 发展下去，对党、对军队、对他个人，我怕都会不利。” 林彪继续踱他的步。 “苏权同志的特点是忠诚老实，原则性强，组织纪律性强，从不胡来。” 林彪还是踱他的步。 程子华看不出态度，只好讲下去：“他和永胜恰恰相反，凡事谦以待人，谨言慎行。但 也能打仗，长征时就是师政委；红军时期、抗战时期都打过漂亮仗。军事工作、政治工作、 地方工作都搞过，比较全面。” “讲这么多就不叫特点。”林彪立住脚，终于说话了：“讲特点只能讲一个。” “这个……”程子华沉吟再三，“忍辱负重。” “根据呢？”林彪重新踱步。 “任弼时同志讲的。” 林彪不语，还是匀速踱步。 “长征时，他任独立师政委，负重伤被留下，沦为乞丐。靠讨饭活下来，又找回部队。 受审查没怨言，职务安排低了没怨言……” “他自己对来八纵是什么态度？”林彪在桌子对面坐下，这是接近表态了。 “他……”程子华略显尴尬，只能实话实说：“不大愿意。” 林彪认真看一眼程子华，极轻微地点点头：“好吧，我和荣桓同志谈一下。” 高级军事会议要开始了，黄永胜仍然留在林彪房间，胸脯扇个不停。 “程子华、李运昌他们搞鬼，安插人！”黄永胜见没了别人，咬着牙根发泄，“段苏权 是冀察热辽的人！” 林彪平平淡淡地说：“苏权同志来谈过了，他不想去八纵。” “他是装样子！” “他说他对冀热察比较熟悉，那里条件也艰苦，他的长处是能吃苦，想留在那里干。” 黄永胜怔怔地睁大眼睛，半天没有眨。 林彪起身朝外走：“就这么定了，给你另安排。” “段苏权替我当司令，”黄永胜跟在林彪身后走，余愤难消：“我打的仗他替得了 吗？” 林彪在门口回头：“他打的仗你替得了吗？” 黄永胜又是一怔。从井冈山打到东北，林彪从来没说过什么仗他打不了；他也从来不曾 在战场上给林彪丢脸。 “你能忍辱负重吗？”林彪再问一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二 候鸟使劲扇动羽翅，扑打硝烟弥漫的空气，撵过一片片庄严缓慢飘移的乌云，匆匆慌慌 向南飞去。 一阵凄凉的鹤唳从九天落下。段苏权陡地收缰，战马嘶叫着缓下步子。 他的心有些难受。抬眼间，目光里流出惆怅。 ９月１２日，国共双方在黑土地上的大决战正式揭幕。根据林彪的命令，他率八纵３万 ６千指战员，从八面城出发，昼伏夜行，渡辽河，穿草原，过沙漠，９天行程１０００里， 进抵北宁线中段。气还没喘一口，命令又到，连夜强行军１２０里，渡大凌河，突然包围葛 文碑、大薛屯之敌，截断了锦州和义县两敌间的联系。 林彪曾讲过：“打锦州必先得义县。” 包围刚形成，林彪电令已到：八纵３个师，九纵两个师，三纵１个师，总计６个师的兵 力，由八纵统一指挥，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 接命令后，段苏权采取了战役截断与战术包围相结合的部署：以九纵两个师阻援，并防 敌南逃锦州；以三纵１个师做总预备队，以八纵３个师分别攻歼大薛屯和葛文碑之敌。 这场战斗，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这样记述： “绝难预料到在２４日阴雨之夜，解放军八、九两个纵队以强大兵力从西北和东南两方 奔袭而来，对锦北的纵深阵地，乘隙擒毁，当头一棒，给（锦州）守军以莫大的打击。 “２５日当夜，在锦州通义县公路两旁葛文碑一带警戒阵地上的部队，也同时遭到自东 北方向来的强大解放军的夜袭，发生混战，不能退脱。大战序幕，遂从此开端。” 时过４０年国民党将领还记得八纵。因为锦州之战是由八纵攻打葛文碑而“大战序幕， 遂从此开端”。 可惜，林彪“疏忽”了八纵。这一仗，他始终是只说九纵，不提八纵。 段苏权心里不舒服。若换了黄永胜会骂娘，他不会骂。此后几十年他什么也没讲。 攻占葛文碑、大薛屯后，段苏权奉林彪命令，又率八纵攻歼大、小紫荆山，北大营，八 家子，被服厂，东大梁等高地和据点之敌，战十余场，受两次通报批评。这两次通报批评影 响之大，直到４０年后，作家张正隆写辽沈战役，老人们的回忆都忘不了。 打锦州前出了三个问题。一个战略上的，两个战术上的。 后两个问题都出在八纵。 一个是没有及时封锁西面机场，让沈阳之敌投下两个团的援兵，任务也让九纵抢去了。 电报是参谋长黄鹄显发的。两个机场，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对于这位当 年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长，是不必再发个电报请示一下的…… ９月３０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表扬九纵控制了机场，“毁机五架”。同时批评 八纵贻误战机，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强。” 毛泽东都有话了，八纵压力很大。 八纵紧急召开常委会，决定将毛泽东批评电报转发到团，让各团党委立即讨论表态，坚 决打好下一仗。 这边正攒着劲儿准备雪耻，那边又把小紫荆山丢了。 １０月９日夜，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副团长韩枫，率三营打下小紫荆山后，麻痹大意，下 山吃饭去了。担任警戒防御的八连，连长也下山去了。下半夜，敌人突然一个反击，把阵地 又夺了回去。 南京《中央日报》迅速作出反应：《锦州国军反击克紫荆山》。 …… 八纵这下子更吃不住劲了。 政委邱会作火速赶到六十八团。当年八纵的老人说，邱会作有水平，有派头……讲明天 拂晓后两小时，必须把小紫荆山再夺回来。然后当场宣布，将六十八团团长和副团长撤职， 八连连长枪毙。说这次先杀“两条腿的”，下次再出事就杀“四条腿的”（指骑马的）…… 邱会作就在六十八团等着，夺回小紫荆山才走…… 两个通报，毛泽东也讲了话，又枪毙一个连长，全军无不震悚警惕。大决战中，有这么 一笔，其作用不亚于几次最精彩的战场总动员。 优秀的统帅都明白应该有这么一笔。 不过，段苏权除了压力和沉痛感，又隐隐游动着一丝委屈。 大战之中，许多部队或大或小都发生过一些具体失误，林彪抓住八纵暂时失守小紫荆 山，警醒全军，段苏权直到４０年后仍是心服口服无异议。可是攻占机场呢？ 锦州有两个机场，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东野”的电令是：攻占机场，阻敌援 锦。 电令没有讲哪个机场，但敌人空降援兵的是西面机场，稍有头脑的指挥员也会判定应是 攻占西面的机场才能“阻敌援锦”。 但是，八纵在东面，九纵在西面，若是攻占西面的机场，八纵就必须在敌人阵地前做１ ８０度转向运动，并且要奔袭几十里，越过九纵驻地去作战，这又不符合起码的用兵之道。 为此，段苏权才生出疑惑，由参谋长回电请示：锦州有东、西两个机场，打哪个？ “东野”回电：攻占西面的机场。 段苏权接电，立刻派1个师，准备穿越九纵防区去打西面的机场。部队尚未行动，又接 电令：改派九纵攻占西面的机场。 那么，是林彪电令不清还是派兵有误，如果不能责备林彪，那就只能说段苏权无能了。 现在，锦州外围已经扫清，总攻阶段马上要开始。段苏权心事重重地去见林彪。 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 林彪脸色苍白。他用脑过度，又很少见阳光。他已经连续几天不出门，不离军用地图， 没完没了地看，没完没了地想。 在他脑子里转动的有军事，有政治，有地理也有历史，更有敌我双方的各个将领…… 然而，无论怎样转动总是摆不脱那团阴影──四平攻坚战。 １９４７年５月１３日，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东北民主联军，在全国战场上率先转入对 国民党军的战略性反攻。打山城镇、草市，克东丰、辽源，占梅河口、大石桥，又连下通 化、安东、本溪诸城。可是，四平攻坚，部队受挫。 从６月１４日总攻开始，四平城便失去了昼夜之分──白日浓烟滚滚，天冥如翳；黑夜 火光冲天，闪耀如昼。连续１３天枪炮轰鸣，天地摆簸，直打得血肉横飞，尸盈全城！国民 党兵用钢铁和血肉一步一步地抗击，民主联军用钢铁和血肉一寸土地一寸土地攻夺。其酷烈 程度，堪称解放战争史上的一最。 千万战士打聋了耳朵，打红了眼。２２日，我一纵伤亡惨重失去攻击力撤出战斗，六纵 又全部投入攻击。最后将守军压至城东北隅，苦战久攻不得下。２９日，国民党援兵逼迫而 来，３０日拂晓，民主联军不得不撤出战斗，撤出这座血城…… 1年又3个月过去了，阴影始终不曾消逝。若将锦州打成四平，那后果便不堪设想。 于是，林彪又想起段苏权，并且用力磨了磨牙。锦州机场没有及时攻占，使沈阳之敌空 运来两个团的援兵。根据四平攻坚的经验，敌人是逐屋逐墙争夺。两个团能守多少房屋？驱 逐争夺又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难怪林彪要齿寒又齿痒。 但是，林彪不会大吼大骂，更不会气急败坏。他只是盯着地图没完没了地想，直要想出 一个透亮。 他想起刘伯承讲过的话：打仗有个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啃骨头，仗打得硬；牺牲大， 俘虏少。吃肉，仗打得痛快；牺牲少，俘虏缴获多。 他想到国民党将领董其武讲过的话：“共产党打胜仗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国民党打 仗不行，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都想吃肉，没人啃骨头。” 有人说，若没有李先念啃骨头，以成千上万的牺牲去牵制敌人，就不会有粟裕的七战七 捷。他们是团结战斗的整体。 共产党团结一心，但也不是个个都喜欢啃骨头。比如黄永胜和段苏权，黄永胜吃肉大概 比段苏权胃口好。但啃骨头，黄永胜决没有段苏权那份忍耐性和好牙口。 看孩儿先看娘。段苏权是聂荣臻的老部下。对于聂荣臻，毛泽东曾评论说：“老实，能 忍耐。” 段苏权也老实，段苏权也能忍耐。 大战之中，各部队都会出现疏漏和问题。有的部队大意，被敌人一个反击，打退几里 地，还被抓去八九百名俘虏。同段苏权的八纵暂时丢失小紫荆山相比，那问题显然更严重。 但林彪一声没吱。 通报批评并不是最终目的，枪毙个别指战员也不是目的。既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那 就要有灵活性，要有选择。 吃柿子要选软的，通报批评要选硬的。不是硬的听不得批评，而是听了批评精神仍然硬 而不倒。 段苏权能忍辱负重，忍辱负重就是一种硬。选择段苏权任八纵司令，林彪就想到了这一 条，正好“派上用场”。 如此想下去，林彪脸色开始缓和，心情也有转变：这个段苏权还有可爱之处。 准确地说，应该是还有用场。攻锦之战，毕竟还需要一个啃骨头的。 林彪望着地图吁了口气，嘴里念念有词：“空降两个团，多两根骨头叫他啃……” 刚被“示众”过的段苏权，心情郁郁地在林彪面前坐下来。 “吃豆。”林彪将布口袋里的炒黄豆倒一些在桌子上。 “吃茶。”林彪亲自将茶水杯推到段苏权面前，并且极稀罕地幽默一句：“你们茶陵 人，不喝茶，吃茶。” 真怪，段苏权本来郁郁的心情，忽然热起来。那是一种带了酸滞的热。 “把你示众了，知道为什么？”林彪淡淡地问。 “小紫荆山没打好，应该受到批评警告。” “将兵，将将，都有斩首示众。我不是警告你，是警告他们──示众，那１１个纵 队。” 段苏权望定林彪，眼神表明他还在慢慢吃透精神。 “两个通报，你们还有两面锦旗。小紫荆山出现疏漏，大紫荆山出了英雄。七十团一营 三连，顶住了大炮飞机，顶住敌人4次强攻，毙敌过百，获‘顽强守备’锦旗。七十团七 连，连长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突入北大营，前仆后继，直插敌核心阵地，歼敌过百，又 获‘顽强歼敌’锦旗一面。对吧？” 段苏权嘴角抽动一下，眼圈忽然湿润了。林总了解八纵，即便1个连队打的仗他都清 楚。这比任何安慰话都更能让人得到安慰。 “二十四师攻占东大梁，伤亡１０００多？” “１１００多人。” “人民忘不了他们，八纵打得英勇。战后要在东大梁修一座烈士纪念碑。” “林总……”段苏权激动地立起来。 林彪用手势叫段苏权坐下，仍是那平静的声音：“大决战，战战都要协同作战。一仗下 来，总有人争谁打的。争什么？都是人民解放军打的。你不争，这好。” 段苏权不但心里热，脸上也微微烧起来。想起攻歼大薛屯、葛文碑之敌，自己还曾生过 委屈感。唉，惭愧啊！ “弼时同志和子华同志都曾对我讲过，你的特点是忍辱负重。现在，我也这么看。” 林彪没说一句安慰话，段苏权却不但受到了最大的安慰，而且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激 励。还有什么安慰话能比了解和信任更有力量呢？ “锦州之役，马上要开始总攻阶段。南北对攻，我们集中了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只有你 们八纵，既没有并进的部队也没有对进的部队，独立由城东向西攻击。这样安排的意图你明 白吗？” “感谢林总的信任！”段苏权一跃而起，挺身立正。 “记住，你们纵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林彪永远是一副冷峻的面孔，特别是谈到战 争，不会给任何笑脸。“你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你们完成的任务就越好。” “是！我明白。” “炮纵全部集中于南北两面，攻坚没有炮不行。我已命令一纵炮团配属你们八纵作 战。” “坚决完成任务！” 段苏权回到纵队司令部时，已是精神振奋，信心百倍，斗志激昂。 他提出的口号是：宁啃硬骨头，把助攻任务当主攻任务来完成。 这一仗，段苏权实现了林彪的作战意图。八纵以攻锦州的六分之一兵力进攻和牵制了守 敌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及主要炮火。 原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官卢浚泉写的回忆文章称：“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全面 进攻，其主力指向东面……” 东面是八纵进攻方向，敌人４０年后仍然以为是“主力”。 原国民党九十三军中将军长盛家兴的回忆文章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解放军发动总 攻……这时，四面枪炮声激烈，解放军进攻的信号弹，满天飞舞，多指向车站，知已难以行 动，困待天明，遂为解放军第八纵队所俘。” 然而，实际战斗经过却不象国民党将领所写那么简单。 炮弹爆炸的烟柱冲天而起，锦州城东尘烟弥空，火海一片。１３点１５分，炮声刚落， 令人热血沸腾的冲锋号便吹响了。 八纵的指战员跃出战壕，在山呼海啸的喊杀声中，一波接一波，大潮一般涌向城区。 可是，突破口两侧暗堡的火力及工事内复活的火力忽然吼响了，将踊跃奔腾的八纵战士 一排又一排地打倒，割韭菜一般；同时，敌纵深处的炮火也猛烈开火了，炮弹密如冰雹地砸 在八纵战士的冲锋道路上。那２００多米长的冲锋地带立刻变成血与火的世界──到处是爆 炸的火光，到处是飞舞燃烧的钢铁，到处是烈士沸腾的鲜血…… 纵队指挥所内，紧张、热烈、嘈杂，甚至是……混乱。 报告战况和下达命令的喊声在指挥所里不停地震响、回荡。 “报告，一纵炮兵团还未按时赶到！” “把我们自己的大小炮全集中起来轰击突破口！”段苏权瞪起眼睛下令。 “报告，敌人炮火都朝我们集中过来，一营冲锋受挫！” “好啊，好啊！”段苏权大声说：“告诉指战员，我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 多，完成的任务就越好！马上组织力量作第二次冲击！……” “段司令，林总签发的战况通报。” 段苏权从参谋手中接过通报，目光飞快地掠过字里行间。 突然，他心里咯噔一下，目光怔怔地定住不动：现各纵队都已突入城内，正在向纵深攻 击前进，只有八纵进展迟缓，至今尚未突破…… 指挥所里响起愤愤的议论声： “他们５个纵队零１个师，又是并进又是对进，我们独挡一面，能一样吗？” “把炮纵配给咱们试试，还不知谁先突破呢！” “不是说让咱们吸引的敌人越多，挨的炮弹越多，完成任务就越好吗？怎么又批评咱们 进展迟缓了……” “你们胡议论什么？”段苏权忽然警醒过来，他明白部下这种情绪将带来什么后果。更 重要的是他想起了林彪同他的谈话。他坚信林彪了解八纵，了解他段苏权，也坚信林彪这样 做是有道理的。将兵，将将，都须有“斩首示众”。这又是“示众”，不仅是督励八纵，更 是为了督励全体攻城部队。他少有地瞪起眼，慷慨激昂地说：“通报错了吗？牵制更多敌人 就可以成为进展迟缓的理由？那是借口！” 这时，报告又接连而来：由于一纵炮兵团未赶到，缺乏炮兵火力的有效支援，担负突击 任务的二十二师六十六团一营，多次冲击，伤亡严重，未能奏效。 纵队领导紧急研究后，段苏权严厉下令：“集中纵队火炮，将炮兵阵地前推，抵近射 击；部队组织爆破组，在炮火掩护下实施连续爆破，要不惜一切代价突进去！” 不久，火线上又响起连天的爆炸声和山呼海啸的喊杀声，突击部队如狂风一般卷向突破 口…… １９点１５分，部队突破成功。 ２３点，八纵７个团全部突入城内，与敌展开逐街逐堡争夺战，并攻占了“东北剿总锦 州前进指挥所”。 １５日１７时，战斗结束。八纵共歼敌万余名，其中俘敌７０００千多。 段苏权和大多数指挥员一样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中，都一样发出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 真痛快！ 林彪的两道浓眉完全舒展开了。他的目光从锦州移向辽西时，不但坚定自信，而且洋溢 出轻松和喜悦。 “他们垮了。”林彪声音不高，是说给对面的罗荣桓听，“如果晚些攻占机场，叫沈阳 再空降三四个师到锦州，我们也打了。” “他们是垮了。”罗荣桓点点头，“去年他们在四平，每堵墙每间屋都要死守。现在不 行了。” 林彪的食指在地图上按一下，仿佛辽西那十万大军无须用拳头，只须用指头就可以象摁 蚂蚁一样将其摁死。他发觉开始把敌人估计高了，为了锦州机场空降来两个团的援军，他就 紧张过好一阵子，通报了八纵。现在他心里有了谱，“再空降三四师，我们也打了”。比较 攻坚战来说，运动战才是他的强项。从井冈山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平型关大捷到四保临 江、三下江南……他是运动战的专家。 “辽西是一场运动战。”林彪平平静静地说：“廖耀湘完了。” 他朝地图望最后一眼，直起身体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他给八纵的命令是：以急行军插 到大虎山以南，堵截廖兵团，而后向北突击围歼…… 八纵经两天急行军，挺进辽西，参加了辽沈战役的第二阶段──全歼廖耀湘西进兵团的 会战。 辽西会战，八纵起了堪称“勺子”的特殊作用。在大虎山以南的作战中，八纵经过１２ 小时激战，粉碎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建立南撤营口屏障的企图；在六间房，八 纵迎头兜住廖兵团，反复拚杀，竟日激战，截断了敌人南撤营口的退路。这场战斗，八纵光 是抬伤员就用了两个营的兵力，可想战斗之惨烈。 八纵象勺子一样兜住廖耀湘兵团，才使全歼敌人的作战计划得以实现。 可是，林彪无论是给中央的电报还是给部队的战报，都说廖兵团是被我辽南独立二师在 台安附近阻击拦截住了。以后一直以讹传讹：１９６２年５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如是说；１９８７年６月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览方 案如是说；直到１９９１年的影视作品及资料片《大决战》等仍然如是说。 究竟是谁堵住了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的去路？恐怕知情者的当事人都对“军史”和历史 巨片表现了不够尊重。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说： “当时我向部队指出，行动要迅速，要以最快的行军速度到达指定地点，遇小股敌人不 恋战，要首先截断敌人，不让逃出。对已突围出去的敌人可以不管，留给后续部队…… “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７时，八纵二十三师到达六间房地区，当即令六十七团占领六间 房，六十八团占领后六间房，六十九团占领东西赵家窝堡…… “８点多钟，晨雾弥漫，我前哨班发现敌多路蜂拥而来。我六十七团在敌进到我阵地前 几十米时，突然开火，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审问战俘和查阅其所带文件、地图得知，当面之敌系郑庭芨指挥的第四十九军一０五 师师部及直属部队，在他后面的是新三军，第七十一军…… 廖耀湘本人所写回忆文章说: “首先，向营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断了（八纵二十二师位于大虎山以南），１ ０月２５日，第四十九军从半拉门地区出发……在通过大虎山以南地区被解放军包围……退 营口之路被关闭了。” 廖耀湘所言大虎山以南地区是哪里？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芨在回忆文章中说： “２５日拂晓，我在半拉门仍然命令第四十九军依计划向营口前进，不料部队刚刚前进 不到１０华里地区，第一０五师的一个步兵团在六间房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失去联络。”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０日，郑庭芨给段苏权的信中说：“第八纵队在六间房战斗的胜 利，使国民党廖耀湘兵团向营口撤退计划完全失败……” 那么，被军史和历史巨片所肯定几十年的“史实”，即堵住廖耀湘兵团的辽南独立二师 这个时候在哪儿呢？该师师长左叶１９８８年７月所写回忆文章中这样讲：“１０月２５日 中午，‘总部’代表苏静同志对我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 肯定南逃。你师于三点半出发，目标是大虎山以东地区。’“苏静同志布置任务之后，一直 等到独立二师从盘山出发，确信情况不会再有变化才登车返回‘野司’。” 就是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８点，八纵在六间房堵住廖兵团时，辽南独立二师不在交战 的六间房，也不在林彪及军史所言台安，而是在遥远的盘山。 ２５日中午，八纵已打退敌人７次冲击，辽南独立二师才决定向大虎山以东地区行动。 ２５日下午３时，八纵二十三师六十七团付出重大代价，六十八团、六十九团相继投入 战斗，伤员多得“用了两个营的兵力来抬”。而这时的辽南独立二师正集合队伍，又过半小 时才“从盘山出发”。 退一步讲，就算辽南独立二师从盘山赶到台安，台安还在六间房以南２０多里，怎么能 是廖耀湘兵团“被独立二师和随后赶来的八纵阻截”住呢？ 辽沈战役的亲历者，无论敌方我方，都证实八纵不是“随后”赶来，而是首先赶到，并 阻截了廖耀湘兵团。 某些“史书”和“影视片”，或不提八纵，或将八纵说成“随后”赶来投入战斗，这种 误会，林彪是始作俑者。 因为八纵的司令员“是冀察热辽”的人。 当年段苏权却没想到这种误会的“历史意义”。他拿着“辽南独立第二师在台安截住廖 兵团”的战报，只是觉得有点对不起六间房战斗中死伤的数千名指战员。 可是，他马上又想到林彪讲的话，自己安慰自己：什么你打的我打的，都是人民解放军 打的么…… 不过，他再也发不出那种感慨：在林总指挥下作战真痛快！ 胜利不一定都痛快。 ２６日凌晨，林彪下令“四野”全线出击，将廖耀湘的十万大军，围歼于辽西的几十个 “窝棚”内。敌人垮了，兵败如山倒，你只管追，只管杀，只管抓。但也不是没有危险和牺 牲。 这种危险，八纵的两位老人回忆略有不同。一本书中，八纵政委邱会作是这样回忆： “在辽河西岸一个村子，我们纵队部让敌人冲散了。枪象炒豆样响，身边就跟着整个警 卫班。我和参谋长黄鹄显被冲在一块儿。他枪打得好，抓过警卫员的卡宾枪，打倒几个冲上 来的敌人。我乘机跳出窗户去找部队，正碰上七纵一股部队，是听到枪声跑来的。我说： ‘我是八纵政委，你们现在听我指挥，任务是保护我们──马上去找司令员他们，必须给我 找到！’” 八纵司令员段苏权是这样回忆： “围歼廖耀湘兵团是在运动中进行的，不象有些书和影片描绘的那样‘分割包围’，始 终是在运动中追逐、逃跑；包围、突围；反复纠缠扭打，直至把敌人吃光。 “敌人始终不曾建起什么阵地，一股股地四处逃散。敌人乱了，我们也‘乱’，敌人象 潮水一样溃散，我们象潮水一样扑打；哪里枪声紧密就朝哪里冲，这边打得没了声息，马上 又朝另一个枪响的地方扑去。辽西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地面，没了前线后线之分。我们的司 令部就在这弹雨炮火之中，在潮水一样涌来涌去的敌我双方的士兵群中。 “我们八纵司令部的具体位置是在前尖岗子村。激烈而又混乱的战斗中，敌人的五大主 力之一，新编二十二师的六十五团冲进了前尖岗子村。我身边没有部队，只有一个警卫连。 枪打响后，邱会作跑了，跑了五里地，跑到后尖岗子去了。我在仓促中，组织司令部全体人 员，参谋、译电员、甚至伙夫都拿起了武器，利用村子的土墙进行抵抗。 “困兽犹斗，何况又是急于奔命的‘王牌’，仗打得十分惨烈。这张‘王牌’在辽沈战 役第一阶段和大虎山以南的战斗中，已经被我们八纵消灭过半，气势上早被我们压倒。所 以，尽管他们人多，尽管我们都是机关人员，仍然打垮了他们。纵队参谋长黄鹄显这样的高 级干部，也抓着卡宾枪象士兵一样战斗，亲手击毙了几名冲进来的的敌人。 “事后，罗荣桓曾对我讲：苏权同志，你在前尖岗子还当了一下‘连长’，打得很勇敢 么……” 三 茫茫雪原跳动着望不到头的狗皮帽子，刺刀闪烁出望不到头的寒光。 百万大军的脚步踏得山摇地动，在他们的前方是山海关、北平，是黄河、长江…… 黄永胜红光满面，兴冲冲跨入挡有棉布帘的屋门。 “林总，我来了！”他立正敬礼，神采飞扬。 “嗯。”林彪还是那副平淡的面孔，那个平淡的声音，伸出一只手，与黄永胜一握便抽 回来，示意他坐下。 黄永胜仰面望林彪，两眼不眨：就是这副平淡的面孔，这个平淡的声音，覆手之间便歼 灭了国民党４７万精兵，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使东北成为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大后 方。现在他统帅了１２个步兵纵队，１７个独立师，１个炮兵纵队，１个铁道兵纵队和３０ 万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百万大军。现在他就要率领这百万大军转战关内各战场，这支力量简 直是没有谁能够阻挡。 “林总，”黄永胜见林彪深思着迟迟不开口，激情难捺地说：“这次入关，单是咱们 ‘四野’一家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彻底打垮他！” 林彪既不夸他豪迈，也不骂他狂妄，就象没听见一样，平平淡淡宣布他思考后的决定： “你回八纵，还任司令员。” 黄永胜又是一阵激动，马上又转为疑惑，小心翼翼探询：“那段苏权呢？” “入关后，大仗不会少，但一次会比一次好打。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元气丧尽，我们放 开脚追就行。”林彪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讲，不理睬黄永胜的疑问，“平津会有一仗，估计 动嘴要比动手多，然后就可以过江了。” 黄永胜两眼闪闪发亮，仿佛林彪在他面前施过魔法一般，突然展现出一个美妙的童话世 界。可是，他还是忘不掉心中的疑惑：“我回八纵，段苏权去哪儿？” 林彪皱了皱眉，勉强接过黄永胜的话题：“他是冀热察的人，程子华推荐的，进关不合 适，还是留在东北好。” “段苏权要是闹意见呢？他跟任弼时、罗荣桓也很熟……” “他不象你，”林彪直到这时才看一眼黄永胜，“他不是一触即跳，他是忍辱负重。” 黄永胜有些红了。 但是他也笑了。 程子华汇报完工作，绕山绕水地问林彪：“苏权同志还好吧？” 话问得不明确，林彪回答得也模糊：“弱一些。” 程子华微微蹙一下眉毛，说：“苏权来时，八纵３万６千人，武器很差，现在发展到６ 万人，武器精良……” 林彪淡淡地说：“四野１２个纵队，都发展到五六万人，武器精良，关内没有哪支部队 能比。”他瞟一眼程子华，“我们来东北晚，没有接收到日本人的武器。开始武器都很差。 现在精良是从国民党那里缴来的。” 程子华听出弦外音，忍住了，继续说：“八纵牺牲５千，歼敌６万，立大功以上功臣３ ４５１人，命名１２个英雄单位，６个英雄个人。我看苏权同志不弱。” 林彪难得一笑：“那要看和谁比。四野牺牲６万，歼敌４７万。英雄功臣不计其数。牵 头羊来也变成虎。” 程子华明白无法挽回，便问：“黄永胜回八纵，段苏权怎么办？” “他自己早说过，不愿来八纵，愿意留冀热察工作。” “怎么安排？” “留东北军区作战处当处长。” “怎么？降一大截子！” “打一个锦州就三次通报，如果打北平南京会怎么样？”林彪将早已准备好的材料交程 子华：“你自己看，毛主席都讲了话。” 程子华看着材料，心里明白有冤枉却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林彪送客，口气变柔和：“要是另有合适干部，你再给我推荐么。” “没有，没有，暂时没有。”程子华忙不迭说了三个没有，告辞林彪。 ３个月后，罗荣桓同段苏权谈话：“你的问题是作风不泼辣，不善于坚持己见。但你为 人忠厚，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八纵受通报批评不能由你个人负责，纵队其他领导对你在军 事上帮助不大。现在战争主要是讲组织，做做参谋工作对你是有好处的。但在分配工作上是 不妥当的。”这次谈话之后，段苏权由作战处处长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有 人将此事报告林彪，林彪说：“我同意的。” 据说，林彪对他的一员爱将讲：“苏权是个老实人，我不是要处分他，我是处分冀察热 辽。” １９５５年，段苏权被授予少将军衔。授衔那天，站在他周围的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团 长；在他的前排，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行列中，有几位是他当年指挥下的师长；再前排，被授 予上将军衔的行列中，站着当年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的的一大批神采飞扬的将军。 肖文玖将军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段苏权淡淡一笑：“组织 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漆远渥将军说：“老段，这一个花你还扛它作什么？”段苏权仍是淡淡一笑：“组织上 给的我怎么不扛？” 皮定钧将军说：“老段，才让你任个战略教研室副主任，你还干个啥？”段苏权还是淡 淡一笑：“这是组织上决定的，我服从。”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揪军内一小撮”。 抗战时，曾与黄永胜搭档的王平上将被关押。有人说：“段苏权也不能放，他在东北夺 过黄总长的权。” 黄永胜摇头：“那是程子华，不是段苏权。不要动他了，那是个老实人。” “九大”结束后，有人说到段苏权，想“动动他”。 邱会作说：“九大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咱们八纵就出了１０个。” 丁盛说：“苏权同志也是咱们八纵老人了，他没当中央委员。” 吴法宪说：“他才授个少将，是低了，可是他从来没跟老帅们讲，这样的人不要再搞他 了。” 段苏权自己也对聂荣臻谈到这件事：“聂帅，我们１个八纵，出了１０名中央委员。” “有这种事？”聂荣臻始而惊讶，继而皱眉，最后深思着说：“１个纵队，撤１名司令 员，出１０个中央委员，这样搞就是山头主义，很危险……不行，我得讲话，我向中央反 映……” “九．一三”事件后，程子华对段苏权讲： “在东北我说什么了？”他无限感慨地叹一声：“唉，早听我一句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 这一步。林彪将将，术有余，少……” 少了点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四 黑色奔驰车在北京二环路上一个劲超越。 秘书李杰回过头：“段政委看了《大决战》有意见……” “拍得挺好么，建国以来少有。”权延赤仰坐在宽敞的后座椅上揉太阳穴。 “主要是为八纵不平。” “大决战，不能只看自己那一亩三分地。” “等会你听段政委给你讲。老头子看完电影就让我给总政杨白冰主任打电话，还写信， 要求组织‘四野’和冀察热辽的老人讨论……” 天色暗了，工作人员开灯，端上切好的西瓜。 权延赤合上笔记本，挠挠刚剃过的青幽幽的光头皮：“段叔叔还有什么补充吗？” “这些资料、电报，你都可以看。中央命令林彪派部队占营口，高岗和伍修权也建议， 林不听。伍修权写的回忆录有这一段。程子华、李运昌都谈过写过许多东西，你缺什么可以 再联系。” “别的没什么，我只是担心部分内容牵扯到军史……我只能说明这是一家之言。” “是历史，一家之言也是历史；不是历史，众家之言也不是历史。” “就这样吧，我‘消化’两天再写。” 段苏权两手抖抖地将一牙西瓜递给权延赤，看着他吃，自己并不吃，底气不足地小声 说：“我老了，身体不行了……过去没讲过，现在想说。八纵在东北牺牲５千多，不讲讲， 不好见他们……”──── 月黑风高的凌晨 作者：相炳 在中国古老的农历里，凡是月末和月初的夜晚由于不见月亮，就称作“月黑天”，也称作“月黑夜”。由于夜黑无月光，能见度极低，这种自然景象被前人描述成杀人越货而不留痕迹的最好时机，如果有风的配合，再放把大火来达到消尸灭迹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的天赐良机。所以“月黑风高”一词就堂而隍之地走进字典，成为成语一族，它出处的本意就是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农历的月底和阳历不一样，只有30天。1971年9月13日的凌晨是农历的7月24日，这天的凌晨，月不可说不黑，风不可说不高。在前一天的中午，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因为他跟普通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3点左右才就寝，午后才起床。所以这天的中午，其实才是毛泽东每天开始日常工作的时候，可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13”事件。在凌晨1点55分，林彪的坐机刚飞出国境，毛泽东就从容镇定地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好象副统帅的出走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地图的疑惑 林彪坐机在9月13日0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1点55分经中蒙边界414桩上空出境，2点25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坠毁。全程飞行了113分钟，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内飞了30分钟，这30分钟还要包括选择迫降地点。 林彪的坐机是怎么飞的？到底是准备去哪？本人无法得知，而且也没见过所谓的航行线路图，更不知道中蒙边界414桩的具体方位，但地图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笔者在由中国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1996年版），1：430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拿着粗糙的米尺，用直线测量法（笔者注：与空中实际航线距离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影响分析出的结果），量过来算过去，均以北戴河为出发点，经过测算发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大连:204公里： —→北京:258公里 —→广州：1920公里 —→汉成:687公里 —→海参崴：1088公里 —→温都尔汗：1150公里（坠机点） —→台北：1626公里 —→伊尔库茨克：1804公里 —→东京：1814公里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广州是最远的目的地，可事实上林彪没有到达广州。 如果说是叛逃苏联，那么距苏联最近的城市是远东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比温都尔汗的距离更近。当时在中蒙边境，双方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防空系统都日夜开启，就安全性来说，远东的海参崴是最佳选择，沿途都在东北境内，可事实却是北上去了大量驻军、防备严密的蒙古。 伊尔库茨克正好坐落在3点连接起来的直线尽头（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如果林彪走这条直线，根据官方公布的出境时间1点55分来测算，北戴河到中蒙边界只有711公里，256号坐机用了83分钟，就必须以时速520公里的速度飞行，而这个速度对256号坐机来说，就慢得不可思议！再说温都尔汗（坠机点）距离伊尔库茨克尚有660公里，如果坠机时的“迫降”是因为汽油耗尽，那么想飞到伊尔库茨克就纯属天方夜谈。下面是李德生所写的《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中的一个章节（笔者注：李德生在1973年8月30日中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 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 空军大院驶去。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 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 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 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 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 到？”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 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 常。” 我问他：“有什麽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 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麽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 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麽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麽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麽样的影 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 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在上面这几段文字里，可以看出256号坐机曾越过承德上空，那么在3点直线（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上已经出现西、东偏离的迹象，后面李德生亲自证实：“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很明显，林彪并没有走所谓的3点直线，伊尔库茨克就很难说成是这条直线的目的地。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德生等人看到飞机已经出境，都十分担心，但此时已清楚地提到了毛泽东对林彪事件的后事安排——“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那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商量好了些什么对策呢？ -------------------------------------------------------------------------------- 40厘米洞的证据一 中、苏、蒙三方一致承认坠毁的256号坐机右机翼下有一个开口、没有洞穿，直径达40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飞机右边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说它大，飞机坠毁时没有造成解体，而四分五裂；说它小，足以造成烈火焚身，而毁灭一切。这个形同锅盖大小的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铝刺外翻，显然是受内力所致。那么，它受到了什么力？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洞的边缘铝刺外翻，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引起的。”这不禁令人起疑：着陆时引起油箱内爆，为什么不“爆”在机翼左边，或机腹的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难道是纯属巧合！在右边机翼下部造成了这么个不大不小的破洞，从山海关机场相关人员的证词里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当时，机场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 两辆油车，没有看清地面有几个人。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 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 一起向飞机上抓。 这是8341部队2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的回忆证词。除了于仁堂一个人的证词外，当时在场的人员几乎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而问题暴露的关键恰恰在于：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这个“遗弃物”是造成“直径40厘米的大洞”的罪魁祸首吗？显然不能肯定，如果飞机在起飞时，右机翼就因此破损漏油，是不可能飞出国境的，而飞机飞了近1000多公里航程，说明右机翼根本就没有破损成洞。那么“遗弃物”能和着陆时油箱内爆构成因果关联吗？ 40厘米洞的证据二 右机翼能产生“遗弃物”，是因为要给飞机进行例行的“加油”，可加油车的出现是在13日凌晨零点10分，也就是林彪离开北戴河刚刚过去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是由航空兵XX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要来的（笔者注：李海彬要加油车一事，出自林雨星所著的《林彪全传》第二十八章【大结局】），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来加油，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笔者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加油车不可能来加油，其理由如下： 1、256号坐机于9月8日，由林立果从山海关飞到北京西郊机场，11日晚在西郊机场已经加了一次油。9月12日上午8时林立果公开地从北京飞到山海关机场，机内储存的燃油仍足够飞遍大半个中国，完全能飞抵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再给飞机加油。 2、256号坐机于12日上午8时就飞到了山海关机场，整整一个大白天怎么不例行加油，而非要等到漆黑的凌晨左右，到底是担心汽油会爆燃，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对飞机的例行加油难道必须安排在晚上进行。 3、不知道女儿林立衡在起初都说了些什么，周恩来就从话里分析得出林彪要叛逃的准确结论，并依此指使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晚10时左右兴师动众地去调查一架飞机！这明明是嘴上在说调查，实质是把毛泽东准备控制飞机的企图公开地“通报”给林彪。从此时开始，任何人接触这架飞机必须经过北京的许可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加油的人员也不能例外。那么是谁派来的加油车（笔者注：本人并不怀疑李海彬其人，他或许是个执行命令的不知情者）？ 4、例行加油的时间最早是定在22：00，在林彪离开96号楼后过了15分钟，加油车就正好赶到！这即使是算作巧合，可明知机内的燃油足够飞行1000多公里，可一来就是两辆加油车！殊不知来两辆加油车准备给飞机加多少油，才能弥补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已经飞行258公里的耗油量？难道一台加油车尚不能弥补258公里的耗油量？一台加油车究竟能载重几吨油？ 5、机场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整个机场，当然首先就是控制这架256号坐机。表面上是禁止飞机起飞，但实际上是在漆黑的夜晚控制住了机场的灯光。而且所有的人员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那么在起飞前的一刻钟，加油车就敢贸然加油，假如林彪是在一刻钟之前起飞，那么就不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吗？ 6、林彪离开96号楼去机场的行动是严格保密的，仅仅5个人就坐车迅速出发（侍卫长李文晋中途下了车），从林立果当时不断强行挂断所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足以说明这个保密性。而机场这边，连陪同林彪随行的机组人员都没有来得急配齐，就幻想给自己的坐机加上那么一点点燃油，这岂不成为笑话！ 7、林彪登机时，没有走正常的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很明显林彪赶到机场登机是没有预先计划的，连舷梯都没有放下来，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在策划的时间上很是仓促。如果加油车是林彪计划安排来的，那么就会同时在机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而且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从加油车出发到启动加油装置，再到飞机起飞，能加进油箱多少油，林彪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山海关机场基本还“掌握”在林彪手里，对机场发生“灯火管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提前暴露机组人员的行动是无法避免的，但加油车的到来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综上所述，加油车的出现与情与理，都不合乎逻辑。而事实正是因为林彪的保密，在突然准备登机的行动被公开明了后，加油车就及时地赶来加油，这难道仅仅是个意外的巧合！ 40厘米洞的证据三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173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2384公里，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可想而知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农历月末的机场是相当的黑，既然不是林彪派的加油车，加油车去了当然就不可能加油，不然因燃油耗尽而迫降就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去的是两辆加油车，两辆油车又都紧靠在一起，使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两辆油车为什么不一左一右同时加油？左机翼油箱难道没有加油的接口装置？而且在右机翼的上、下站那么多人在干什么？这一切无法不让人深思！其实，很显然他们正在干切断林彪的后路的活计：利用其先进的遥感技术，以加油为掩护，往右机翼油箱里装进一颗小型遥控炸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善于断敌后路”，是林彪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和高度统一，是他俩都擅长的谋略套路。从飞机残骸来看，散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没有分散，形状清晰可辨，这说明飞机不是高空坠落，在空中也没有发生大的爆炸，显然不是外力的原因，而是右机翼下部的内爆使大量航空燃油外漏，引发大火，而仓促坠毁。 40厘米洞的证据四 因中苏双方意识形态全面对立，导致严重的军事对抗，在漫长的边境上互驻重兵，剑拔弩张，双方屯兵都超过百万人以上。1971年的双边关系虽比1969年有所缓解，但边界仍处在紧急战备的状况下，对天空的警戒当然不会丝毫放松。林彪的坐机体形庞大，与战斗机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过慢，它突然出现在高度紧张的边界低空处，随后又进入蒙古领空，在对方的军事人员看来，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会使他们感到格外地吃惊和紧张，而不敢贸然采取攻击的行动，分析的理由如下： 1、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处在战备状态下的边境从未出现过类似事件，虽然苏联在80年代发生过击落民航客机的事件，但256号的出现还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考虑、分析局势的时间有限，如果仓促地下达进攻的命令，其后果是谁也难以预料的。 2、从飞行的轨迹来看，自起飞时就在自己的国境内东闯西串，毫无航线地乱飞，飞行的高度也达不到普通民航的标准，林彪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边界的注意。在边境附近的上空经过充分的示警后，突然闯入了蒙古国境，这在对手看来不可能是迷途的民航班机。 3、没有那个国家会派出一架这样的飞机来从事军事活动，因为2000-5000米的高度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就显得太高；而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高度又明显不够。其飞行轨迹杂乱无章，在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可能是首先发动军事攻击的战斗机，即使是空降机，仅此一架飞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4、飞机飞得既低、又庞大，对蒙古驻军来说无须使用导弹，仅用高炮就能将其轻易击落，也正因为如此，就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中国已经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如果轻率地打响第一枪，去摧毁这架容易遭受攻击的不明飞机，很有可能是引发双方大战的导火索。 5、飞机只飞行在蒙古境内，尚远离苏联国境，对苏联本土还未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知道蒙古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苏联手上，所以蒙军不可能擅自做主，去独自攻击这架简直如同飞碟的奇怪飞行器。 综上所述，不敢贸然攻击这架飞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用非攻击性手段让它迫降。而中国的导弹即使能准确地在温都尔汗上空将其击落，就导弹的破坏力而言，仅仅只造成40厘米的破损，可不是一般的导弹炸得出来的，何况首先将导弹发射到强大的苏军辖区，毛泽东还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即便是蒙军、苏军使用了先进武器，包括导弹、炮弹等，其攻击的效果也很难造成这样的破损。笔者相信，蒙古驻军肯定想方设法跟这架飞机联系，很可能起飞战斗机来使其迫降。因此右机翼下那个40厘米洞，即便抛开“边缘铝刺外翻”的证据，也不可能受到过任何的外力攻击。 40厘米洞的证据五 飞机起飞后，机组人员不可能发生任何反抗。从登机的情况看，机上、机下所有人都知道如下情况： 1、据官方的解释说明：在北京的周恩来指派吴法宪从晚上10点就开始查证这架飞机，飞机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机组人员如此地胆大妄为，这可不是违反党纪、军纪的小事情。 2、机场有8341部队拦截的枪声。早在起飞前半小时，在北戴河驻地，就已经响起过枪声，北戴河与山海关机场、北京的通讯高度畅通，就当时机场紧张的气氛来看，在场的人员是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机组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证明。 3、林彪登机时，机场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他没有走正常的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而且是自己的司机在下面将其“扛顶”了上去。杨振刚在北戴河就亲耳听到了清脆的枪声，此时既不反抗，还去帮林彪，这不是死心塌地得不要命了吗？机组人员也没有因此起疑心，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飞机就这么轻易地起飞了！ 4、如果机组人员真要反抗，那么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机组人员的配备不齐，完全有借口拒绝起飞，而且8341的部队就近在眼前，反抗是轻而易举的，可事实是连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笔者注：事实上确有人反抗过，但不是机组人员，而是林彪的侍卫长李文晋）。 6、机组人员没有佩带自卫的武器。在起飞后，即使再想反抗，也是机会尽失，而且他们都知道机场的情况——飞机已无法安全降落，此时再反抗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机组人员既不反抗，还齐心协力地让飞机起飞，一路都在林彪的命令之下正常飞行。那么在温都尔汗迫降时，机组人员都有生还的希望，却因为反抗，或者因为燃料用尽，反而手忙脚乱地要把飞机搞得东摇西晃，弄得操作失灵而无法平稳下降，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40厘米洞的证据六 周恩来的“禁空令”是事实存在的，他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排在林彪之后，除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禁空令”，否则阻止林彪起飞就是烟幕。因此周恩来的“禁空令”虽对林彪的“死党们”有效，但对林彪本人来说：不是限制其起飞，而是禁止其降落，就是要禁止其可能降落在大连、北京、广州等国内所有的机场，甚至包括飞回山海关。 1955年4月11日就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事件。当时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随团记者，从香港起飞，在飞往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飞机坠入沙捞越西北部海域，全部人员遇难，而这位总理先生当时正是因故改变了计划，才得以幸免。也许是历史的教训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象，在飞机起飞后，就严密地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时刻掌握着具体方位。尽管官方证实周恩来曾向飞机发出呼叫，称其准备欢迎副统帅的归来，并准备亲自去机场迎接，可林彪的坐机所经过的机场都漆黑一团，这叫他怎么能“安全”地降落下来。既然不能降落到应该降落的飞机场，周恩来此举，就是逼林彪降落到除了飞机场以外的任何一个荒郊野外的场所。 如果林彪按照周恩来的计划安排，在国内某地降落，他就无法解释深更半夜强行起飞的事实，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无异于跳进了黄河，怎么也洗刷不净自己的清白。因为林彪无法给出一个说得清楚、明白的交代，毛泽东的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就是在不久前，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等好多顶帽子刚刚死去，据说他的骨灰都无法找到。现在能有林彪的确凿证据，结合他在庐山上想当“国家主席”一事，先给林彪戴一顶“野心家”的帽子，然后再根据林彪飞行的动机，经过周密地判断推理，然后补戴几顶“叛徒”、“卖国贼”的帽子，完全可以叫他至死都反不了案。由于降落地点在国内，对林彪来说安全性毫无保障，但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其安全保密性极高，对肆意隐瞒事实真相、善于借题发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联系到“9.13”前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如果说林彪能安全地降落到国内任何地方，其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林彪作出葬身外蒙的抉择，是毛泽东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漏洞，它造成256号坐机的航线无法肆意篡改，降落地点也无法任意隐瞒，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不得不向国人、乃至世界作全面公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40厘米的洞”必须“光明正大”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林彪那把老骨头就能保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忠魂依旧守辽东 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是无法与林彪相比的，副统帅已经直接掌握着枪杆子，其能力、地位已经远超前任接班人，其政治、军事谋略足以功高震“国”。毛泽东若用发动类似“文革”的非法运动再来打倒林彪，其胜算绝无可能，即使用一个“想当国家主席”的名义，经广泛的舆论宣传，最终演变成“野心家”的罪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面击倒林彪。这从他们俩人死后的结果来看，就完全不同：刘少奇案件的性质在邓小平翻案前，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可林彪的性质几乎是一年几变，年年都花样翻新，变化最大的就属邓小平时代的定性，其反文革罪行全部被推翻，案件性质发生了彻底对立的转变，可罪恶行径反而越变越严重。这是因为林彪已经树大根深，在全国已经形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个人崇拜偶像，对只有一个思想的7亿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不能说的话，干毛泽东想干的事，其实，这正是这位天才谋略家的真实本事。 九大召开不久，刘少奇等人刚刚被打倒，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重新主宰一切的局面刚刚形成，若想紧接着再废倒一个亲密战友级的接班人，军事天才可不是光吃素的，仅凭借他那张不善言词的嘴就足以让毛泽东无法去向党和人民交代得清楚，其结果会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会产生什么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因此，既要自己不受牵连，又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用隐瞒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去杀人灭口，就别无选择，“9.13”事件就是诱逼林彪上飞机，然后直接谋杀之，造成“野心家”罪行败露的大阴谋！这从当时双方势力的分布上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搞“阴谋诡计”。 9月12日下午2点，毛泽东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吩咐李德生调1个师去南口，“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毛泽东当时对两人的评价。晚上纪邓奎被周恩来派到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李德生被派到空军司令部，复查空军的指挥，北京机场已有坦克开进。晚11时左右，林彪在北戴河驻地，处在汪东兴、张耀祠的8341部队严密保护之下；黄永胜、李作鹏等因参加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陪伴在周恩来左右，协助工作；吴法宪，被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受到同由周恩来指派的杨德中协助，说是以防万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无敌元帅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下，得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以自己神奇的速度，毅然决然地赶到了机场。从此时双方的形势图中可以清楚看出，林彪的“四大金刚”均被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控制着，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动弹不得，无一能脱身而成功起飞，与此同时，《“571工程”纪要》里所谓小舰队骨干成员基本都放任自流，尚能自由出入、分头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份后来发掘出来的《“571工程”纪要》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林彪能从容地起飞，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切。嘴里说欢迎副统帅回来，可机场一遍漆黑；8341部队那前紧后松式地追赶，那一次次响起送行的枪声！林彪知道该做什么事了，包括所有的随机人员都明白，也知道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该做些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有眼泪；该做的就是朝着自己元帅亲手指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林彪在走之前，总该向后人有个交代吧！ 飞机上的“黑匣子”是不可能留给后人的，通讯记录也会被篡改、隐瞒。因为“有”或者“没有”记录，后人都不可能知道，没有“黑匣子”是因为有人早先做了手脚，如果有“黑匣子”就必定落到必须隐瞒事实真相者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归宿处在谁主宰的国度！所以林彪唯一能告诉后人真相的，就是自己飞行的绝迹和死后的残骸所在。在此决定下，林彪没有穿戴降落伞，也没有让飞机打开减速板，如同天马行空一样，独来独往，从容不迫地翱翔在月黑的天空！直至最后，右机翼突然自发大火……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直径40厘米的洞，就是毛泽东经过周密策划，设计好了的最佳解决方案。纸，终究是包不住火！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想法：“9.13”已事隔31年，铁证不可能全部销毁，起码在今天，林彪的尸骨尚存，后人尚在，据说女儿林小琳和林立衡都健在，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证明这些疑团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 林彪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远胜过毛泽东，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毛泽东的除了林彪没第二个人。如果凭借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带出来的强兵悍将，去发动内战，在政治、军事上打败毛泽东不是很困难的事，但是他却担心自己一生的功名毁誉一旦，无数的生灵要再遭涂炭，国家的利益将因林彪的名字，受到残酷的浩劫，给民族带来的是毁灭的灾难，他无意改变至高无上的皇权意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早有结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们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名利去为祸自己的祖国，去加害自己的人民。在毛泽东杀气腾腾地南巡回京，目标直指北戴河的同时，林彪安然不动，毫无反抗，这足以表示出他准备引颈待戮的决心。 “9.13”前他已经静思多日，如果坐以待毙，高岗、刘少奇、贺龙、张霖之等就是他的结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临刑口占》，风波亭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些以“叛国投敌罪”处决的民族英雄们，在眼前一目目闪过，驱使着倔强的林彪拿定主意，要去决定自己归宿。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常胜将军，早已选好了一这块宿地，他没有立即执行的原因，或许是想换个安静的环境再等待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不失为上策。可是在9月12日的晚间，喜静的他被搅得无法安睡，周恩来最后的电话说明毛泽东的屠刀已经高举，他必须从容应对，所以决定隐蔽快速地离开北戴河，为了不使更多的无辜者成为的牺牲品，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的2个亲人和3个亲兵。 一生都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就是要在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打一场与毛泽东决斗的胜仗，所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自己坐机成功起飞。对毛泽东的哪几套军事理论，军事天才全了如指掌，两人的风格虽都以“善断敌退路”为所长，但林彪的谋略更深、更远，更别具一格！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知道自己付出的只是生命，而得到了彪炳千古的永生！而毛泽东只得到了权利，却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 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处境对无敌元帅来说是短暂的一刻，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永远的永远！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 该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告别！ 该向自己深爱着的人民告别！ 该向自己的战友们告别！ 该向骨肉分离的亲人告别！ 该向长江北岸的故乡告别！ 该向平型关告别！ …… 他命令飞机低飞，尽管窗外一片漆黑，也要最后看一眼他深爱的祖国河山；他不能走直线，尽管会被诅咒唾骂，也要最后多看一眼他深爱的黎民百姓。看着自己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64岁的老人致死不悔，因为经过他的奋勇抗争，“苏修亡我之心”必将破灭，毛泽东的神坛即将崩塌，祖国的聚变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封闭的大门如同历史车轮必须滚滚向前，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竞争是他终生的宿愿。此时此刻，民族英雄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林彪在用自己飞行的绝迹向世人告别！ 谁能在24小时高度监视天空，能清楚看到自己飞行的绝迹？谁能在若干年后再也无法隐瞒、歪曲事件的真相？只有中、蒙、苏边境，只有这片令“天马”朝思暮想的草地，这是自己埋藏多年的心愿，今天终能实现！从1949年到1959年，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10年的呕心沥血，今天终能实现！从1959年到今天，12个春夏的操心，12个秋冬的奋斗，今天终能实现！因为“忠魂依旧守辽东”才是林彪的终生夙愿！ 为追寻汉武帝的天马魂，林彪在蒙古安了身，等毛泽东翻然悔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后悔、懊恼也无济于事，因为林彪的肉体不可复生，但精神永存！“9.13”毛泽东成全了林彪的一生，他的死应了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的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林彪的死跟这位山西的小英雄一样：彪炳千古，万世流芳！可毛泽东在他残存的最后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销毁证据，去掩盖真相，去歪曲历史。为了使冤案永远成真，为让世人、后代信服，中国就必须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永远斗争下去。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临终嘱咐不可能指引永远，阴谋家的本性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彪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被苏联克格勃煮过的铁骨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的诤骨一样，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林彪虽死，但常胜将军没有输。他既折了毛主席的阳寿，也折了毛主席的阴寿！因为从这一天起，知道毛泽东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的人越来越多。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仅仅剩下在中国人民彻底清醒前的一种简单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毛泽东决裂，并逼毛泽东出手谋杀之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虽比林彪年长14岁，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知道这位“无敌元帅”的厉害！林彪的生命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25分走到了尽头，享年64岁。历史会永远记住这9个人的名字，他们是256号坐机上的全部人员，名单如下： 林彪，64岁； 叶群，（年龄不详）； 林立果，26岁； 刘沛丰，（年龄不详）； 杨振刚，（年龄不详）； 潘景寅，（年龄不详）； 李平，（年龄不详）； 张延奎，（年龄不详）； 邰起良，（年龄不详）。 九一三前夜的秘密召见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中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正在家中吃饭，忽然接到了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打来的电话，通知他有重要任务。 吴忠赶到吴德家后，吴德说：“我们马上走，具体情况车上谈。”说完与吴忠上车，向北京市郊飞驰而去。 在路上，吴德简短向吴忠介绍了情况，说：“主席已从南方返回北京，专列将停靠在丰台车站。中办要我们马上到丰台去，主席要和我们谈话。” 毛泽东到外地巡视，一般都是夜间回京，而且很少停靠丰台车站。吴忠听完吴德的介绍，心中一怔，隐隐感觉到这次谈话，非同寻常。他小心地问：“主席怎么突然在白天回京，还停靠在丰台车站，我们事先没有接到通知呀是不是有什么重大情况发生丰台车站的安全保卫工作怎么办还有，主席要听卫戍区工作汇报，要不要通知杨政委一起去”“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吴德说，“中办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是汪东兴同志要我们马上到丰台，而且只通知你和我两人去，谈什么，哪些人参加，都没有说。既然没有通知卫戍区布设警戒，肯定是中央另有安排。等到了丰台，见到主席，一切都清楚了。” 汽车驶入丰台车站，站台上空无一人。过了一会儿，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和政委纪登奎也乘车赶到车站。四人正在寒暄，毛泽东的专列于１３时１０分进站。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下车，带着４人上车，走入毛泽东的车厢。 毛泽东端坐在车厢中央的沙发上，手中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见到４人后，站起来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示意众人坐下。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在李德生谈到阿尔巴尼亚方面对尼克松访华的态度时，毛泽东说：“他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众人听了大笑起来。 李德生继续汇报出访情况，但毛泽东显然对听汇报已经没有兴趣，说：“你们打过鱼吗你讲的是目，我要讲的是纲，纲举目张。”示意众人听他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谈话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上是毛泽东一人讲，众人只是偶尔插话，回答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谈起，很快把话题转到了庐山会议上面，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我说过，是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这时，吴德插话，说：“主席，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看六号简报的内容，就签了名，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我要向主席和中央深刻检讨错误。” “没有你的事。”毛泽东大手一挥，加重语气地说出了四个字：“吴德有德。” 毛泽东继续说：他们讲天才论，就是在搞唯心论。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主席讲了六次，一次就算是一句，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侃侃而谈，吴忠在旁边越听越紧张。吴忠并不知道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更不知道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期间，曾多次指出庐山所发生的事情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这场斗争的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并公开点名批评林彪，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他也根本想不到林彪反革命集团此时已经狗急跳墙，正在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但是，自庐山会议召开一年多时间里的党内斗争，已经使吴忠感觉到了局势的紧张。 毛泽东此时已经谈到了核心问题：“五个常委，瞒了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目的的嘛”吴忠闻言，不由地脱口而出：“主席，我们党内可能有坏人吧”毛泽东转头面对吴忠，凝视片刻，方点点头，满意地说：“讲得好，吴忠有忠”毛泽东吸口烟，又强调说：“你讲得对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结，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确实是有坏人”毛泽东的谈话到下午３点多钟方告结束。吴德和吴忠驱车回城后，径直来到台基厂５号吴忠的住所。吴忠关上房门，吩咐任何人不得打扰，与吴德一起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逐句进行回忆，仔细研究毛泽东每句话的含义。 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明，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但是毛泽东的谈话只是在打招呼，自始至终都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字。要不要向市委常委和卫戍区常委的同志传达毛泽东谈话的精神，怎样传达毛泽东的谈话才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干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总体部署，吴德和吴忠一直讨论到９月１３日凌晨１时多，也没有想出一个好办法。 吴德说：“脑袋都昏了，干脆先睡觉，明天再说。” 吴忠送吴德出门后，刚躺下不久，电话铃突然响了。长期军旅生活养成了吴忠的职业敏感，不用开灯，他就知道这是通往卫戍区作战值班室的专线电话在响。 他习惯地看了一下床头的闹钟，指针指在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３０分。话筒里传出秘书李维赛急促的声音：“司令员，周总理要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有紧急任务车子已在你楼下等候”汽车疾速掠过空旷的街道，不到１０分钟，就冲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中办的一位同志已在门口等候，马上把吴忠带到了周恩来设在大会堂的办公室。 吴忠进屋后，发现吴德已经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正在隔壁打电话。两人刚刚分手还不到一个半小时，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吴忠走到靠墙的一张椅子坐下。 这时，隔壁的周恩来忽然提高了声音，大概是线路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叫：“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跑了，你还听不懂吗”吴忠“腾”地站了起来。毛泽东刚刚打过招呼，因此他一听周恩来的话，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可怕的念头划过他的脑海，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乘飞机逃跑的人是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他转身看看吴德，发现吴德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脸惊异的神情，见吴忠转身，忙问：“你听清楚了吗总理说的是谁是不是林彪”“就是林彪”吴忠还没答话，周恩来已经打完电话，从隔壁房间走了进来。吴忠后来说：“总理面色苍白，神情冷峻，似乎忽然苍老了许多。我到北京后，多次面聆总理的指示，可哪一次都不如这一次印象深刻。我从来没有见过总理如此震惊、紧张。” 周恩来已经是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他对吴德、吴忠说：“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件重大而严重的事件。林彪跑了带着老婆、儿子从北戴河乘飞机往北边跑了他这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是叛国投敌的行为”周恩来向两人简单介绍了林彪出逃的经过后，说：“现在已经可以断定，林彪出逃的目标是苏修。刚才接到报告，又从沙河机场起飞了一架直升飞机，也是朝北飞行，目标与林彪是一致的。空军歼击机起飞拦截后，雷达显示，直升飞机在北京郊区消失。”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党的副主席外逃，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严重事件。国内外会有什么反应，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无法预料。但林彪的党羽、死党不少，要防止他们趁机作乱，同时也要防止国外反动势力趁火打劫。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做好了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准备。” 他目光炯炯，盯着吴德和吴忠说：“现在我宣布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首都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由你们两人具体负责执行。你们要对毛主席、党中央负责，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和首都的安全”吴德、吴忠同时站了起来，共同表示：“请毛主席、党中央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周恩来与两人紧紧握手，示意他们坐下，然后说：“现在情况还不明朗，中央决定对林彪外逃事件要严格保密。北京市的范围内，只限于你们两人知道，不允许向任何人泄露。当务之急，是要确定首都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实施方案。你们有什么想法，提出来一起讨论。吴忠同志，你是卫戍区司令，你先讲”吴忠略加思索，说：“总理，我建议增加杨俊生同志参加组织指挥工作。” 周恩来不动声色，问：“为什么他可以信任吗”吴忠回答：“我向中央保证，杨俊生同志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他是卫戍区政委，有他参加，便于指挥部队执行任务。” 周恩来遂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增加杨俊生参加首都紧急战备的组织指挥工作，同时可以向他说明事件真相。”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略，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周恩来最后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起，你们只对我负责，向我直接报告。在发生突然情况时，可以临机处置，先斩后奏”９月１３日凌晨４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打电话叫来杨俊生，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随后，三人共同拟订了紧急战略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略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 吴忠叫来秘书李维赛，令他立即通知卫戍区作战值班室：从现在起，卫戍区机关、部队只执行来自周总理办公室和他们三人下达的命令。对来自军委、总部的所有电报、电话，只收听，不回复。卫戍区的任何部署，一律不上报军委、总部。 卫戍区部队迅即出动。初秋的北京，城乡公路上骤然出现了一列列疾速开进的车龙，车上的士兵全副武装，神情严肃。轰鸣的马达，雪白的车灯，划破了黎明的寂静，也惊醒了部分熟睡的北京市民。一些早起晨练和上班的市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伫足路旁，惊恐地观望。 负责加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警卫任务的部队，与中央警卫团密切协同，隐蔽进入指定位置。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驻地附近，岗哨和便衣流动哨骤然增多，严密注视过往行人、车辆，随时准备应付突然情况。 负责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要害目标警卫任务的部队，干部亲自带哨，官兵荷枪实弹，同时在目标周围秘密安置了武装人员。 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的北京的５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担负封闭机场任务部队，携带各种重型装备，于１３日凌晨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机常这样，到１３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战略部署调整也在加速进行之中。 林彪集团的成员，都是身居高位、执掌兵权的高级将领。而林彪作为“副统帅”，掌握着国家、军队的重大机密，他所逃往的那个北方军事大国，当时与中国关系紧张，在边境地区陈兵百万，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地区不仅面临着内部政变的危险，也面临着外部入侵的威胁，不能不全力防范，紧急备战。 １３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以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并规定：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吴忠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成为当时北京地区紧急战备的最高军事指挥员。 至此，北京地区的紧急战备工作全部落实，部队全部到位，做好了应付各种突发事变的准备。 毛泽东和林彪是如何形成同盟的？ ·罗点点· １９５９年彭德怀下台后，主持军委工作的一直是新国防部长林彪。爸爸回军 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主意。爸爸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一军团出 身，同在抗大工作。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一个“山头”的。 庐山会议刚结束，毛泽东从反左突然变成反右，以及揪出“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的做法，使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是林彪第一个打破了这片寂静。 他在当年９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声音：“毛泽东同志 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号召大家以主要力量学习毛泽东著 作，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９月３０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 》。文中说：“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 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１９６０年１月，林彪在党中央的会上把毛泽东在延安对抗大题词中的三句话 、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这一年春天在广州 召开的军委扩大会，林彪再次提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把毛泽东思想真 正学到手。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 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嫌不够，又加上“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 此时的发明创造。他要《解放军报》在报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语录。对毛主席著作 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复学，反复用，对于其中的许多警句，要熟读、熟记，能够 背诵出来等等。 林彪就是这样独树一帜。他带着浑身熠熠的光彩，以一种即使在党内也鲜为人 知的语言，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像。 １９６０年９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在他的主持 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里从内容到表达方 式尽量模仿毛泽东在红军创建时期为红四军党代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林彪 俏皮地称自己这是在“复古”。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颇为心领。爸爸回忆当时的情 况时说：“我把文件呈送主席，并把此点（指林彪‘复古’的提法）报告了主席， 主席表示了极大的喜悦。” 实际上，就是没有爸爸的报告，毛泽东也不会不注意到林彪这一系列举动。要 知道，大跃进的悲惨结局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代表的、正在全党蔓延的不满情 绪，使毛泽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感受了孤独，透过这厚重的孤独的云雾，毛泽东 不能不注意到这个他选定的国防部长，大异于人的一举一动。 但是，对于大跃进，对于庐山会议前后反“右倾”而造成的三年严重的国民经 济困难，对于这期间全国饿死了许多人的事实，毛泽东还是必须给全党一个交待。 １９６２年１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多于往常任何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所以直接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邓 小平都对几年来出现的错误承担了各自的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在最后的 发言中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 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 是我。” 这时候已经临近农历新年，毛泽东对大家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要大 家“把话都说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气出不完，话说不完，年也别回家过了。 ” 在这个会上，林彪也发了言。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爸爸这个军委秘书长找人 替他准备的。林彪的妻子叶群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北海附近的三座门军委办公 地讨论这个发言稿的时候，她代表林彪说要加上关于毛泽东个人天才的内容。爸爸 经过一番考虑，斟字酌句地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这 个话是从中南海出来的，是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提的。”爸爸是好心地告诉叶群，毛 泽东本人未必同意天才的提法。爸爸这样说了，稿子上就没有出现天才的字样。 发言稿送到林彪的办公桌上，林彪觉得不是这句话写上不写上的事情，而是爸 爸他们搞的发言稿根本不能用，根本没有体现他的意图，完全要另起炉灶的问题。 他自己拟定了讲话提纲，而且，他在会上的发言果然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 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他认为，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 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 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彪 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 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 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林彪刚 讲完，毛泽东带头鼓掌。 会后，林彪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毛泽东很快看完，要爸爸、 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再做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好 后，毛泽东又很快看完，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令人 大为高兴。”毛要求将其“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还要爸爸把修改过的稿子 和他的指示送给林彪看，爸爸马上照办了。 以后，毛泽东又将爸爸叫到武汉梅园他的驻地，在一种私下的场合里问：“林 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来？” 爸爸认真地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毛泽东说：“讲不出来，要学嘛！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 自己写出提纲去讲了一遍。我也是这个办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 提纲去讲了一遍。” 毛泽东对爸爸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 爸爸赶快颔首称是，而且很有一些自责。如果说他在和叶群争论的时候还对自 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有点自信的话，那么他在林彪面前，尤其在毛泽东面前， 就只有服膺和顺从了。 毛泽东要爸爸回北京后去找陈伯达，同他商量开出几十本马列著作的书目来， 毛泽东还说他自己要替爸爸圈定这份书目，要爸爸好好学习。 爸爸风尘仆仆回北京找陈伯达开书目去了。他只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确实很需 要提高，至少提到和林彪相近才行。他没有意识到，林彪的这种特立独行的言论， 已经成功地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唯一的好学生。他更没有想到，林彪和毛泽东之间 正在形成一种同盟，来反对一些对毛泽东自大跃进以来一系列做法表示怀疑的党内 领导人。事实证明，这些党内领导人后来都变成了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严 格说来，深受信任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此时并不在这一群赫鲁晓夫之中。但是，他是 否能够加入那个正在形成的同盟，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还要作出一些事情 ，更清楚地表明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才行。 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在一个充满阳光的日子里，我们来到楚成瑞老人的家。楚老今年７１岁，已 离休多年，但思维仍然很清晰，记忆力相当好，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 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１９４５年在营口参 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 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１９５０年春， 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 服务了两年多。我们在一起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从投身黄埔，到北 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 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 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 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 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凌晨，奉命率１１５师师直属队 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 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１９４５年９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 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 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 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 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 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３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 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 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 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 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 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 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 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 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 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 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在短短的４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 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 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 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 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 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 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 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 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 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 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 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 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 讳了。 １９５０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 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 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 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 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 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 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 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 开汉口的日子是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 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 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 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 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 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 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 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 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 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 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 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 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 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 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 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 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 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 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 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 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 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 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 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 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 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 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 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 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 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 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 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 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 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 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 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 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 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 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 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 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 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 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 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 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 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 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 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 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 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 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 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 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 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 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 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 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 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 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 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 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 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 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 搓。 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 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 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 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 ？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 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 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 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 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 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 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 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 说，小胖，你真行。 林彪那时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降”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 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 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 竟有半尺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 …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 应了，后来就把他的长胡子用剪刀铰了铰。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 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 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 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 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 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 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 ？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作法， 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 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 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 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 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 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 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 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 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它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 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 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 以至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颠他……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 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 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 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 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 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 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到了离香 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 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 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 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 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 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 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 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 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 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林彪同意“出去转转” 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 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 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这里就说说黄克诚。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 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 我得问问叶群。 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 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 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 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 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 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 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 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 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 的客车一块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 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 也就蒙在鼓里了。 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 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 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 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 都得停，损失不小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 了南京，又拉到了杭州。 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 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杭州的大铁床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 颠就难受。 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 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 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 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 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 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 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我一看，也够现代 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 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 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３分 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 影里的打仗，怎么也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林彪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能让日本鬼子人仰马翻，让国民党闻风丧胆，但他也有一个战 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１９３８年３月阎锡山的兵给了 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 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 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 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 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 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么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 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571工程”纪要》 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按指林彪，下同）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按指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林彪“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毛XX，但毛XX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571”为“武装起义”的谐音。）引自《〈“571工程”纪要〉及其实施》一文）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和]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 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 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和]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和]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和]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和]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和]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 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诡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后，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和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和]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和]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和]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仅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注： B-52指毛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完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 书本网【漪箩】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